《二十四史》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内容，是中国最详细、最权威的历史巨著。
毛泽东一生研读《二十四史》，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之余，通读了全书，有些纪传，研读了几遍。
他强调：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还说：
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毛泽东读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吸取教训，服务现实。
毛泽东在研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写下大量批注，并在各种场合联系实际，活用《二十四史》的典故。
毛泽东的史论，包括他阅读《二十四史》的圈点、批注内容和阅读《三国志集解》一书的圈点、批注内容；同时包括他在阅读其他古籍中的史论性批语，以及在其著作、书信、讲话、私人谈话中涉及史论的相关内容。
这些史论全面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历代帝王将相、重要历史人物、学术典籍、文学著作等的评论与分析，真知灼见，不胜枚举。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批注和评论以及其他史论，有如下几个明显特点：
毛泽东读史，借鉴古人调查研究的方法。
孔子到周公庙去，看到什么都要问个明白，有人嘲笑他什么都不懂，但毛泽东认为这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方式。
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
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
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裴度是唐宪宗时期有名的大臣，受宪宗之命巡视军队，他在巡视中深入前线了解情况，搜集敌我双方大量信息。
毛泽东在阅读《新唐书》卷173《裴度传》时，批注道：“调查研究，出以亲身。”
明朝的徐霞客从22岁到56岁病逝前，走遍当时中国16个省区，为后来整理成的《徐霞客游记》积累了材料。
北魏的郦道元为前人记述河道水系的地理专著《水经》作注，在各地“访渎搜渠”，考察水道变迁及城邑兴废等地理现象，积累大量素材，注文超过原书文字20倍。
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说：
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
“岷江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
高度赞扬了徐霞客通过考察的方式来否定旧说、得出新论的研究精神。
还说：
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
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也被毛泽东看作是“调查研究”的经典案例。
1937年8月，他在其著名的哲学著作《矛盾论》中说：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
后来改变了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
毛泽东读史，推崇古人运用分析的方法。
十六国时石勒在建立后赵前，利用张宾为其谋士。
当时石勒想攻取西晋将军王浚镇守的幽州，因担心刘琨和鲜卑、乌桓在后面袭击而迟迟下不了决心。
张宾通过敌我双方将军智勇的对比以及对敌方内部矛盾的细致分析，促使石勒痛下决心一举攻取幽州。
毛泽东读史读到《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相关记述时，批注道：“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汉书》卷69《赵充国传》记述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军与羌族作战，赵充国提出驻边疆军队实行屯田的建议，并具体分析了屯田的12条好处，不屯田的12条坏处。
由于分析透彻，逐渐取得了公卿们的赞同和汉宣帝的采纳。
毛泽东读到此处批道：“说服力强之效。”
公元901年，梁王朱全忠率军攻击晋阳。
面对强敌，唐朝晋王李克用在部下纷纷投降的情况下，冷静分析敌情，派精兵每夜出城袭营掩杀，造成敌营极大恐慌。
朱全忠因粮草不济，无奈下令全部撤军。
李克用遂派兵追杀，大获全胜。
毛泽东读《旧五代史》卷26《唐书·武皇本纪》时批道：“沙陀（代指李克用）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
毛泽东读史，强调遇事听取不同意见。
他在不同场合讲述项羽由于不听别人的意见而失败的教训，也高度评价刘邦“从谏如流”的事例。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
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
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
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
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
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
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
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
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
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
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
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
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
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
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
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认为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的原因，一是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
二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
三是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
刘邦的每一步正确决策，都与他善于采纳不同人的意见密切相关。
毛泽东读史，主张在变幻的形势下多谋善断。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
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
郭嘉是三国时期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后经荀彧介绍，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
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
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
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
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
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
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计划。
1959年6月，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说：
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
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毛泽东读史，重视抓主要矛盾，并用疏导的办法解决矛盾。
1942年12月，毛泽东与即将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工作的张稼夫谈话，谈到工作方法时说：
要提纲挈领，领导要抓大问题；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
“君逸臣劳，古已有之。”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结果什么工作都搞得不太好。
1949年10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毛泽东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说：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
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
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
强调用疏导的办法解决矛盾。
关于借鉴外国文化问题，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
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
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
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对于如何继承古代文化遗产，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
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我们看的《封神演义》不是牛鬼蛇神吗？……
许多青年都不懂什么是牛鬼蛇神，让他们看看也不要紧。
拿个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当然很好，但还拿不出来，就让它演吧！
对牛鬼蛇神，戏是看，鬼不一定相信。
出一些《草木篇》，就那样惊慌？
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
《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
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演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战争。
毛泽东把战争特别是农民战争视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根源，认为战争时期“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他特别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时期是春秋战国之时、三国之时、五代十国之时，以及唐末与明末的军阀混战。
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战例，有刘邦与项羽之争、朱温父子与李克用父子之战、朱元璋与陈友谅之争等。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1938年5月，他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以战略家的眼光分析古今中外战例：
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
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
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
对三国时期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的具体谋略，苏洵《权书·项籍》中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
毛泽东在读这一条时，写下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一语否定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思路。
公元382年秦晋淝水之战，秦王苻坚率大军进攻东晋，最终失败。
欧阳修《为君难论》评论失败原因在于听信一人之言，毛泽东读到此处时写下批语：“错在倾巢而出。若一二十万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止，未必不可为。”
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军北上讨伐契丹，相继攻克涿州、寰州，节节胜利。
契丹不战，却在沿途布下伏兵。此时宋军粮草不足，继续急进，契丹在歧沟关两路钳击，大败曹彬率领的东线宋军；之后契丹又集中十万兵力攻寰州，大败杨业统领的西路宋军。
毛泽东读《宋史·太宗本记》时批注到：“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
对于后来的宋辽作战的评述，1965年8月10日，毛泽东在听取罗瑞卿汇报国防备战方法后的谈话中总结道：
就是要诱敌深入。
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
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就打败仗……
宋朝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经过苦战灭亡了北汉、占领了太原之后，接着就同辽国打仗，深入到现在的北京附近，被敌人一个反击，打得大败，皇帝几个月不知下落。
以后宋朝同外国作战，就是把敌人挡住，不敢让敌人深入。
毛泽东读史，比较鲜明的特点是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地评价古人。
不因权威就崇拜，不因小人物就蔑视，有时甚至相反。
对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贤和偶像的孔子及其门徒，一方面给予尊重，一方面也颇多微词。
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中说：
对孔夫子，自董仲舒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
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
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
关羽在中国民间也有神圣一样的地位，但缺点也很明显，毛泽东评价起来不留情面。
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与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白宗善等谈话中说道：“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麦城失败。”
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
1942年4月下旬，毛泽东约见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谈话时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还认为“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
毛泽东在阅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发现历史的重要角色往往是小人物的年轻人，像甘罗、荀灌娘、王勃、王弼、贾谊、李贺、夏完淳等。
1958年5月，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自古以来，发明家都是年轻人，卑贱者，被压迫者，文化缺少者，学问不行。”
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
对于这些人，他在批注和评论二十四史时都给予了很多笔墨和同情。
世人对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王莽、朱元璋等人的评价比较偏于反面，毛泽东则提出迥异的观点，认为“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后来吴王把他说得很坏。”他“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毛泽东还讲道：
说秦始皇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太武断了。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
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
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
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要翻；
王莽并不是怎么了不得的一个坏人；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秦桧因杀害岳飞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的奸臣，对于此人，毛泽东晚年在与芦荻的谈话中说道：
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凡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
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
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人物之外，对于学术文化，毛泽东也有许多个人的见解。
对唐代的古文运动，苏轼评价其代表人物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对此，毛泽东不以为然。
他在与芦荻谈魏晋南北朝史时说：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
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
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
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其实，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
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
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
什么“道溺”！我送那时两个字，叫“道盛”！
苏轼说那时期“文衰”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可以把那时的作品摆出来看一看，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是“文衰”还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
我再送给那时两个字，叫“文昌”。
还有，毛泽东指出，有些小说“是光写黑暗的……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
《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批注和评论以及其他史论，是以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的目光去评说历史，探讨历史上各个朝代兴衰的原因，总结历史上重大政治谋略的得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囿于前人固有的结论，善于从浩瀚史料的分析研究中得出自己的观点，思人所不敢思，道人所不能及。
他的批注及评论，是一代伟人留给后人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学习毛泽东读史心得，了解其评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汲取智慧的营养，对历史研究本身、对党和国家事业，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詹红旗：《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的责任编辑，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