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西晋建平太守郭瑗之子。郭璞一生经历了晋武帝、惠帝、怀帝、愍帝、元帝、明帝几代皇帝，最后死于叛臣王敦的屠刀下。《晋书》将他和有“仙翁”之称的葛洪合为一传，是为《晋书》卷七十二。该传叙述郭璞的文字占五分之四篇幅。
提到郭璞，人们就会想到他是著名方术士和风水学鼻祖。但他同时又是一位著名学者、文学家、训诂学家，还是一位官员。倘若忽略了他的多重身份多种角色，便容易发生认识上的偏颇。
郭璞天生异秉，聪颖好学，见闻广博，既精通家传易学，还承袭了道教的术数学，并随河东郭公学习卜筮，擅长预卜先知，著有《洞林》，记载其筮验六十余事。因他撰有《葬经》（亦称《葬书》），故被后人称之为中国风水学鼻祖。
郭璞好古文、奇字，精天文、历算，曾注释《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方言》《三苍》《楚辞》《子虚赋》《上林赋》等数十万言。他先后用18年时间研究注解《尔雅》，以当时通行的方言名称，诠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他开创的动、植物图示分类法，为唐代以后的所有大型本草著作所沿用。
郭璞长于赋文，尤其善写“游仙诗”，现存仅14首。《诗品》称赞郭璞的作品“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文心雕龙》亦称：“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晋书》卷七十二对郭璞的介绍简约而精当：“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
“八王之乱”是西晋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变，最终导致西晋王朝倾覆。年轻的郭璞恰恰就是在这个年代走上仕途的。他甫一投身仕途，便用上了卜筮术。史称：“惠怀之际，河东先扰。璞筮之，投策而叹曰：“嗟乎！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乎！”于是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欲避地东南。”（同上书）
郭璞南渡途经庐江（治今合肥）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郭璞为满足个人私欲竟使用了方术：“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为军谘祭酒。时江淮清宴，孟康安之，无心南渡。璞为占曰败。康不之信。璞将促装去之，爱主人婢，无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请璞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妖可除也。’主人从之。璞阴令人贱买此婢。复为符投于井中，数千赤衣人皆反缚，一一自投于并，主人大悦。璞携婢去。后数旬而庐江陷。”（同上书）
到达江东后，郭璞被宣城太守殷祐征辟为参军，旋被司徒王导看重，“引参己军事”。不久，郭璞所撰《江赋》《南郊赋》为晋元帝赏识，拜为著作佐郎。他曾几度上疏言事被采纳，“顷之迁尚书郎。数言便宜，多研匡益。明帝之在东宫，与温峤、庾亮并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学见重，埒于峤、亮，论者美之。”（同上书）
做了官的郭璞并未放弃对卜筮的喜好，相反，他上书言事，公开以卜筮作为立论依据。朝野的缙绅以此为由嘲笑他，郭璞则因自己才高位卑而不愤，于是撰写《客傲》直抒胸臆。晋明帝永昌元年（322），借皇孙出生之机，郭璞再次上疏，以“以囹圄充斥，阴阳不和”为由，请求大赦天下，“明罚敕法，以肃理官，克厌天心，慰塞人事”。
此后，郭璞因母忧去职，但依旧心系庙堂。史载：“时明帝即位逾年，未改号，而荧惑守房。璞时休归，帝乃遣使赍手诏问璞。会暨阳县复上言曰赤乌见。璞乃上疏请改年肆赦，文多不载。”（同上书）不久，郭璞又出任大将军王敦记室参军，直至遇害。
东晋王朝建立之初，呈现出“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做天子的司马氏和王导、王敦等实力派之间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制衡关系，在朝中执掌行政大权的司徒王导和手握兵权的大将军王敦兄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东晋的命运。在封建专制下，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格局很难能长期维系，于是，便发生了令人侧目的王敦谋逆事件。而未卜前知的术士郭璞,竟然成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
关于郭璞之死，史书所载清晰：“王敦之谋逆也，温峤、庾亮使璞筮之，璞对不决。峤、亮复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峤等退，相谓曰：‘璞对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夺敦魄。今吾等与国家共举大事，而璞云大吉，是为举事必有成也。’于是劝帝讨敦。初，璞每言‘杀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构璞于敦。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敦固疑璞之劝峤、亮，又闻卦凶，乃问璞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诣南冈斩之。”（同上书）
温峤、庾亮皆是东晋重臣，和郭璞交情颇深，他们前来请郭璞预测王敦谋逆成败以及讨伐吉凶时，郭璞以术士特有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等到王敦让郭璞预测吉凶成败时，郭璞所筮却是凶卦，并直言不讳地告诉王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王敦既然蓄谋叛乱，自然不会放松防人之心，他不仅获悉郭璞为温峤、庾亮祝筮，而且怀疑郭璞立场有问题。只是为了借重预言大师郭璞的巨大影响力，王敦才命令郭璞祝筮。郭璞告知卜筮大凶后，王敦顿起杀心，而早足够心理准备的郭璞则脱口告诉王敦说：自己“命尽今日日中”。王敦悍然下令杀害了郭璞。随后，王敦发动叛乱，东晋山河经历了一场大劫难。王敦之乱平定后，朝廷追赠郭璞为弘农太守。

屁股决定脑袋。对于郭璞之死，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看法各不相同。这里仅列举房玄龄、王夫之的批评观点。
唐初高官房玄龄是编纂《晋书》的牵头人。在《郭璞列传》末的评价文字“史臣曰”中，他毫不掩饰地认为，剑走偏锋痴迷术数攻乎异端害了郭璞：“夫语怪征神，伎成则贱，前修贻训，鄙乎兹道。景纯之探策定数，考往知来，迈京管于前图，轶梓窀于遐篆。而宦微于世，礼薄于时，区区然寄《客傲》以申怀，斯亦伎成之累也。……晚抗忠言，无救王敦之逆；初惭智免，竟毙‘山宗’之谋。仲尼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悲夫！”
因为孔夫子在世时“不语怪力乱神”，而郭璞却痴迷术数，研习卜筮之术，“探策定数、考往知来”成就突出，超越了前代的卜筮名家京房、管辂，便被视为自贱身份，认定郭璞之死是被痴迷术数所害。房玄龄立论乖谬，不值一驳。房玄龄说郭璞的劝阻于事无补，“无救王敦之逆”，容易令人联想起伯夷、叔齐兄弟在路上拦阻武王，不让他以下犯上讨伐商纣王的历史典故。伯夷、叔齐兄弟劝阻武王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孔子不仅没有因此而责备他们，反而高度赞赏伯夷、叔齐兄弟求仁得仁的亮节高风。前车后辙，如今郭璞劝阻王敦的徒劳无功，怎么就是喜好术数的报应，怎么就该受到如此严厉的责难呢？
房玄龄讥笑郭璞未能劝阻王敦蓄意谋逆，看似将动机和效果联系起来说事，实则和郭璞不是儒生大有关系，故而不能使人信服。姑且以明代大儒高官方孝孺为例说明之。燕王朱棣起兵勤王赶走侄儿建文帝朱允炆，自己登基称帝时，曾刻意拉拢方孝孺，方孝孺却不为所动，结果不仅自己被杀，还付出了株连十族的惨痛代价。方孝孺惨遭杀害却未能阻挡朱棣篡位称帝，与当年郭璞身受屠戮却未能劝阻王敦谋逆如出一辙，而遍览典籍，却看不到任何非议讥笑方孝孺的文字，不论是史书还是文学书籍，对方孝孺之死社稷全是赞美之声。有比较方能鉴别，个中是非曲直，不需多费唇舌。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其名著《读通鉴论》品评历代人物，每有超凡脱俗启迪人心的独到见解，而他对郭璞的评价文字，却囿于正统儒家学说，和房玄龄一样，批评郭璞是死于其方术：“夫郭璞有所测知于理数之化迹，而迫于求人知之，是以死于其术。苟其知性为人所不可知，则怀道以居贞，何至浮沉凶人之侧，弗能止其狂悖，而只以自戕？无他，有所测知而亟欲白之，揣摩天命而忘其性之中含者也。”（《读通鉴论·东晋成帝》卷十三）
品读王夫之的这段话，思考老先生的思维逻辑，悠然想起了上古隐士巢父批评许由洗耳的掌故。隐士许由因品行高尚而为人们仰慕，尧帝获悉后即欲以国相让，许由不允，尧帝便要他出任九州牧，许由依旧不干，遂跑到深山水溪边洗耳，巢父见而问明缘由后，便责备许由是咎由自取：“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皇甫谧《高士传》）显而易见，在评价郭璞遇害问题上，王夫之的思维方式和上古隐士巢父一模一样。巢父责备许由不能清心寡欲，隐居高岸深谷，不和人们交往，而欲求闻其名誉，被尧帝获悉后招来麻烦；王夫之责备郭璞“有所测知而亟欲白之”，“有所测知于理数之化迹，而迫于求人知之，是以死于其术”，言下之意是倘若郭璞不为方术所累，或者有所测知而不对人言说，就不会蒙受身首异处之灾。
不过，王夫之有句诘难郭璞的话说得很深刻：既然郭璞具有测知吉凶休咎生死祸福的本领，就应该看出王敦的狼子野心，为何还要投身于他的门下做记室参军？（“何至浮沉凶人之侧”）即便郭璞在世，对此诘难恐怕也难以回答。手握军权的大将军王敦心怀不轨，在当时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晋书》卷七十二记载了郭璞许多预言吉凶休咎生死祸福的掌故，将郭璞的卜筮本领说得神乎其神，甚至说他能推算出“杀我者山宗”,那他怎么会测不出王敦才是要他性命的元凶巨恶，怎么会看不出王敦的不臣之心？又为何不及早远离是非之地，而要随波逐流地“沉浮于凶人之侧”呢？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作为一位不世出的高明术士，郭璞怎么可能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呢？详情度理，这的确是个碍难解释的问题。

一代奇人郭璞死去已近1700年。如今人们议论术士郭璞，已经不再受所谓门户之见的束缚，而可以了无拘束地畅所欲言。窃以为，议论郭璞之死，必须肯定其深明大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忽略了这一点，便不能客观地认识术士郭璞。
若《晋书》所载基本可信，就应当承认，郭璞对于自己寿命不长确有先见之明。早在郭璞迁升为尚书郎不久，著作郎干宝出于好意，劝他改正“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的毛病，郭璞便回答说：“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晋书》卷七十二）“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莫非精通命理的郭璞，早就测出了自己寿命不长？不然，如此消极悲观的话怎么可能轻易出口呢？
郭璞痴迷于卜筮之术，自有其难以言说的苦衷。在《客傲》文末，郭璞曾委婉地道出了他钻研术数卜筮的苦涩无奈：“若乃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严平澄漠于尘肆，梅真隐沦乎市卒，梁生吟啸而矫迹，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卖傲，翟叟遁形以倏忽。吾不能岁韵于数贤，故寂然玩此员策与智骨。”因为自己无法像庄子、老莱子等古代贤人那样活得潇洒自在，故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寂寞之中钻研卜筮之术，以期不虚度此生。
按照《晋书》卷七十二的说辞，郭璞不仅测出了自己的死期，而且准确推算出了临死前的好多细节，诸如：“璞临出，谓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冈头。’璞曰：‘必在双柏树下。’既至，果然。复云：‘此树应有大鹊巢。’众索之不得。璞更令寻觅，果于枝间得一大鹊巢，密叶蔽之。初，璞中兴初行经越城，间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遗之。其人辞不受，璞曰：‘但取，后自当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连此类细枝末节都能测算出来，郭璞简直成了活神仙。人们读到这些文字，便会很自然地联想起鲁迅先生对《三国演义》神化诸葛亮的评语：诸葛亮多智而近妖。《晋书》如此介绍郭璞神乎其技，极容易让人们对他何以会委身逆臣王敦门下心存疑窦。
郭璞心知王敦谋逆作乱的野心很难劝阻却不谋求逃避，而是选择通过卜筮来警示王敦，并非是郭璞对王敦心存幻想，而是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正是“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高尚情操的集中显现。王勃《滕王阁序》有言：“所赖君子见机，达人知命。”预知自己死期的郭璞其实是有多种选择的，既可以高举远遁不再“沉浮于凶人之侧”，也可以将卜筮卦辞解释得含糊其辞模棱两可，而他却毅然决然地径直选择了坦然从容实话实说。与其说郭璞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其术士的名誉，毋宁说是为了让自己死得更有价值意义。
探究人之生死奥秘，是人类不孜孜以求的重大课题。诚然，主张积极入世的孔子不倾向于把有限的精力用到探讨生死问题上面，提出“未知生，焉知死”，他的学生子夏“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更是广为流传。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都会放弃探究生死奥秘。自文王拘而演《周易》以降，通过潜心研习易理术数而探究人之生死祸福的大小学者包括为稻粱谋的江湖术士不可数计。西谚有曰“条条大路通罗马”，郭璞所走的便是其中一条。
郭璞这位古代预言大师无疑是一个特例，早已精准地预知个人生死，却不谋求自我保全，在生死面前平静而清醒，始终保持达观超然的人生信念，所有这一切，着实令人仰慕不已。寻常人等无事不烧香，及到求签问卜，多是为了趋利避害；至于传说中那些预知过去未来生死祸福的方术之士，几乎个个明哲保身见微知著，多能提前躲开是非祸患。郭璞作为一位神乎其技的顶级术士，通易理，精术数，善卜筮，晓风水，但他却不将精力心思用在谋求延长自己过于短促的生命上面，而是无所畏惧地和邪恶势力抗争，至死方休。“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天下之大，能有几位像郭璞这样预知死日却不肯退缩而选择与叛臣王敦周旋至死的智者？古往今来，被传统士大夫阶层所不屑一顾的卜筮之士，谁个具有郭璞这样令人肃然起敬的生死情怀？预知命运而不幻想改变命运，心知元凶大恶断然不肯放下屠刀而不放弃最后的努力，人固有一死，如此达观地走向死亡，庶几为旷世高士大写的人生！
展卷读书，如痴如醉，掩卷沉思，恍然开悟：郭璞是古代研习易理术数人群中的佼佼者，又是当今易学喜好者永远的榜样；只有真正晓得术数精义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名完整意义上的知命者；郭璞之死恰恰准确地诠释了何谓“达人知命”，何谓“知命达观”。
且引唐人孙元晏、宋人徐钧的两首诗作为本文作结，相信高明的读者自会看出，正是由于过分旺盛的功利性遮挡了他们的视野，才使得他们在郭璞评价上失之肤浅。
吟坐因思郭景纯，每言穷达似通神。
到头分命难移改，解脱青襦与别人。（[唐]孙元晏）
博学多闻世所宗，推占小术验奇功。
人生祸福既前定，犹撰青囊启后蒙。（[宋]徐钧）
（李保平：河北省周易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