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多为亘古罕见，几乎整个世界都被新冠疫情搅和的颠三倒四一塌糊涂，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逛商店请客吃请下饭馆统统免谈，居家视频手机互联出门戴口罩扫健康码与他人保持距离等反倒成了公民须知的防疫抗疫ABC。所有这些，首先令重任在肩必须上下班且兴趣爱好广泛的人们不堪重负，但对于我这个兴趣单调不喜欢旅游不愿意请客吃请不愿意逛商店，除了散步之外就是与书为友的书虫来说，却也还能勉强接受。古人云：六十而耳顺。今人曰：既然不能抗拒，不如索性适应它。扛着竹竿进城门，横着不行就顺着来。作为一介年过花甲日近古稀的老者，赶上这次史无前例的全球抗疫情，最深的感受乃是自己确实越来越听话适应性强了，居然能在斗室里每天行走上万步。
庚子辛丑交接之际，因了一个偶然，从友人那里寻了一套《河北周易》，于是，前几年陆续出版的该刊物便成了我近来消遣时光的新朋友。因为浏览这本刊物，而不时想起亦师亦友的出版老人张志春先生，进而产生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写作冲动，索性在辛丑元宵节前夕，写写我和张志春先生交往中难以忘怀的二三事，聊以表达对这位驾鹤仙逝多年的师长的诚挚思念。

1980年代初，我和张志春先生同在一栋楼而且是同一层楼上办公。我是1982年春天来河北人民出版社报到的，张志春先生早我一年到了花山文艺出版社。和我们这些恢复高考上大学毕业后直接走进出版社大门的年轻人不同，老张是文革前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又在省委大院某重要部门工作，那时候提倡干部四化，正当盛年的老张可谓是适逢其时。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他居然主动要求到出版社工作。听人说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作家文字情结太浓的缘故。改革的年代机构分合变化频率快，出版社也不例外。不清楚老张初来时的单位名称是否叫河北人民出版社，反正我来的时候，花山文艺出版社已经分出去了。故而，我和老张虽然都在一栋楼的同一层楼里朝夕相处，却在两家出版社，此后数年里都停留彼此见面点头相互微笑却叫不出名字的水准。
1990年6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邵伟华著《周易与预测学》，责任编辑是张志春。正是这本书，加深了我对老张的印象和敬意。在今天看这本书，或许会感觉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1990年代之初，敢于出版内容尚属于出版禁区的《周易与预测学》，称得上是出版界的一声春雷。有道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经历过十年浩劫之后，虽说思想解放的步履逐渐加快，但同时又展现为一个过程，相对滞后的出版业要冲破多如牛毛的条条框框成文的不成文的文件规定的束缚，殊非易事。《周易》诚然是我们的国宝，但长期以来人们只是专注于易理研究，而鲜有倡导应用研究亦即术数研究的，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周易术数研究几乎成了封建迷信的同义语。
我于1989年担任河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其时，花山和人民是河北出版系统的两家“穷社”。虽说是被逼无奈穷则思变，但往往是效益没来，处分便先来了。代理销售发行《周易与预测学》的民营书商叫欧阳欢，他曾发行过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该书作者是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因为有这层关系，我较早便获悉花山文艺出版社要出《周易与预测学》。我知道出这本书肯定畅销，在佩服兄弟社的魄力和责任编辑张志春先生的眼光勇气之余，心里却有些犯嘀咕，觉得弄不好是要承担出版风险的。
果不其然，该书出版之后，很快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并在全国范围的扫黄打非出版整顿中被好事者横加指责，硬要把这本书和宣扬封建迷信划等号，随之而来的则是1991年被上级主管部门列为迷信图书而明令禁止。好在“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博大精深的《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不容漠视，《预测学》在社会上更是源远流长，是不能简单地和封建迷信划等号的，随着雨过天晴风平浪静，这场出版风波也不了了之。花山文艺出版社有麻烦而无风险，实实在在地赚了一笔。此后，《周易与预测学》一版再版，为出版社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我始终认为，老张大胆策划组织这一选题，亲自担任责任编辑，主要还是在商言商使然。既然出版社必须自负盈亏，编辑就要扬其所长，大胆探索向传统文化要效益的路径。为人恬淡冲和寡言少语的张志春先生敢于出版《周易与预测学》，使我由衷的钦佩他的惊人的胆量和出版眼光，但却没有及时向他当面讨教，依旧和从前一样彼此见面点头打招呼。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清晰地发现，我将老张责编《周易与和预测学》归结为谋求经济效益或许有些道理，却明显地失之片面。实际上，这本书堪称是老张的《周易》人生之路的一大拐点，从他因此书而与《周易》与《预测学》结缘，潜心研究易学术数，并著书立说，陆续出版《未知之门》（1993）《神奇之门》（1999）《开悟之门》（2004），可以推知，《周易与预测学》一书的出版，既凝结着他多年来的志趣爱好，又推动了他此后醉心于《周易》研究的步伐。孔子认为学《易》可以使人规避大的过失，他老人家说过：“假我以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张志春先生责编《周易与预测学》那年刚过50岁，此后即潜心《周易》数十年，直至其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究竟是出乎巧合，还是天公作美？

人来到世间，注定要承受各种煎熬，其中最难忍受的莫过于飞来横祸、无妄之祸的击打煎熬，即便抗击打能力再强，也会因痛不欲生欲哭无泪茫然无助而需要寻觅精神慰籍。
庚辰年春正月十五一大早，尚在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是石家庄市桥东一个派出所打来的，接听电话后，我的脑海顿时就变成了一片空白：在老家涉县开出租车的小弟的车子被人抛弃在市郊，车上有明显血迹，警察从车里的一个小电话本上发现了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因此打了过来。“小弟出事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当即用手机打通了老家的电话，被告知小弟从昨天下午开车外出一直没回来，也联系不上。我当即起床赶到桥东那家派出所，却被人家当作嫌疑人首先讯问一通。根据警察的分析判断和老家接连不断的电话联系，我心知小弟凶多吉少，遂在上午分别前往省政法委省公安厅报案求助，返回家中后根本没有食欲，连应酬众多关问者的力气也没有，只是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望眼欲穿一筹莫展。
下午约两三点钟，同事牛大姐提醒我可以请张志春给测算一下。一眼提醒梦中人，我这个平素从未和老张打过电话的人拿起家里的电话便打给了他。我简单说了几句，然后说想过去当面求教。老张告诉我说不用过来，让我稍等几分钟。大约过了五六分钟，老张便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测算过了，自己人不说没用的话，凶多吉少，人可能没了。案件不好破，但可以破。作案人三男一女，有个男的有作案前科，个子很高，穿44码鞋子。抛尸地点很可能在西南方向百十里附近。听了这个电话，我顿时万念俱灰，泪满衣襟，连声道谢的话也说不出来。
老家出了如此大凶之事，小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的心情之苦不必多说，全家人个个心急如焚坐卧不安。病急乱求医，我在朋友的推荐下相继请教了几位高人，有的数草棒，有的掰手指，有的念念有词，全都言之凿凿，说是人还活着；有的甚至说看见小弟在某某地方行走；却没有一个人像老张说的那么肯定决绝。人们撒开网似的来回寻找了许多天，小弟却始终杳无音信。忐忑不安心乱如麻的我，却始终没有淡忘老张的预测，但在潜意识里不敢相信他的推断，而宁肯自欺欺人地相信小弟还活在人世间。
就这样过了近二十天。一天下午两个老同学突然跑来提醒我，是不是在河北日报上登个寻人启事？我立马赶到河北日报求助，社长亲自发话，第二天便刊登了出来。
真是无巧不巧。第二天上午我便接到了武安打来的电话，说是他们发现了一具尸体，和报纸上说得很像，要我过去辨认一下。于是我中午前赶到抛尸现场，终于找到了含冤而死的小弟。过了一段时日，案件告破，居然和老张说的一摸一样，案犯是三男一女，其中一人廋高个，有犯罪前科。罪犯在杀害小弟之前，还杀了一个无辜的女子。经公安部门多方努力，除一名罪犯一直在逃外，其余三名罪犯于当年上半年落入法网。
张志春先生算得如此准确神奇，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事后我曾专门请教过老兄，他神态一如平日，不紧不慢言简意赅地告诉我说：“不是我算的准，是卦象就在那里。你在那个日子那个钟点来问我，其中就带着这个信息。”奥哉斯言，大哉斯言！所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所谓《周易》博大精深包罗万有，不服不行，不信不行啊！记得老兄还送了一本他新出的《神奇之门》给我，可惜我愚顽不敏，一直徘徊在这所大门之前而未能登堂入室。

经历了那次关于小弟的生死休咎之问后，我对张志春先生的易学造诣之深厚坚信不疑。自1990年代以来，他已由一名职业编辑而成了当代易学研究和应用的领军人物，圈里圈外崇拜者之众多毋庸言说，而在我的眼里，他依旧是一位爱岗敬业受人尊重的老编辑老领导，依旧是一位为人厚重可以信赖的兄长。除非有实在揪心的疑难事体，我尽量不去打扰他，这主要是我自己根深蒂固陋见使然。
在大学里我读的是哲学专业，偏好中国古代哲学，对《周易》颇有兴趣，但只是注重学习易理，对于神秘的术数却鲜有兴致。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需要学习的知识却没有边际，不有所弃，安有所成？故而只能忍痛割爱有所舍弃。学习术数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浅尝辄止非但没有意思，而且极有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自误误人，故而我接触《周易》，仅是满足于初知个大概其而已，并没有下功夫背诵那些环环相扣的词句。除此之外，我喜欢钻牛角尖的偏颇性格，也于无形中为自己寻找了几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诸如，“文王拘而演《周易》”，我在和友人闲侃论辩时经常别出心裁，认为这句话背后包含着一层意思，即文王被商纣王关在羑里，无聊之至，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在土牢里推演《周易》六十四卦；如果让他走出牢房做大事，那他绝没有闲功夫做这件事。又譬如，古人占龟卜筮，一方面非常郑重其事，另方面又说事不过三，不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我认为这便意味着，古人心里清楚占龟卜筮得出来的结论带有或然性，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又譬如，秦王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前夕，也想占卜吉凶，却被幕僚张公谨断然制止，张公谨一边将龟投掷到地上，一边说道：“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而尚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在我看来，这个典故集中地说明了古人对待占卜术数的实用主义态度。记得应友人之邀与张志春先生神聊过几次，我曾经将自己的这些一管之见和盘托出，但修为甚高的老兄从来不反驳我，总只是平静地颌首点头笑而不言。
记不得是哪一年了，获悉张志春先生因病做了手术后，我遂赶去探望。正经话说完后，为了调节气氛，我问了一个不应该问的问题：“您这么精通易学，究竟事先算出没算出需要做手术呀？”老兄没有和我一般见识，只是苦笑了一下，既没有责备我所提问题的轻率肤浅，也没有正面作答。那时候的我，虽然对古代占卜大师的传奇人生所知甚少，却由坚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进而坚信将全部身心投注到易经研究的人，一定会比芸芸众生活得明白透脱，因为他们能够预测自己的生死休咎。从命定论的观点出发，“达人知命”却不能改变命运，否则命运就将不成其为命运。至于大千世界中那些前赴后继多如过江之鲫的妄图通过穷究易理术数而预判生死趋吉避凶，而超然于命运之外的江湖术士，充其量不过和历代乞求长生不老的帝王们一样，只能沦为浊世俗人口中的笑柄。在我的潜意识里，精通术数之奥秘的张志春先生一定早就预测出了自己的寿命，只是他不动声色顺势而为，活得比我们这些俗人明白透脱，当然也得承受大智大慧的明白人必须承受的那份苦楚。
我自己也没想到，这次探视张志春先生竟是我和他人生路上的最后一次相逢。由于天意自古高难问，此后不久我奉调离开了出版业，以至于不知道先生在2013年便撒手人寰，离开了他所挚爱的世界。
夜深人静的时候神志最清醒，在夜间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如果张志春先生1980年代初不要求来出版社当编辑，以他的为人学历能力，后来再不济也是个厅局级干部。而从文化学的视角看，多少个厅局级官员能替换一个无不可替代的易学专家张志春？舍弃了一顶自己从不看重的官帽子，而潜心易学研究，默默地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特立独行的张志春先生的人生选择令人肃然起敬！文化泰斗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话，许多人以为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潜心钻研易理术数，自然属于做学问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看，张志春先生当年铁了心似地要弃政从文当编辑做出版人，其素心人的志向之高尚远大，又岂是芸芸名利客所能窥其项背的！

人之相交，贵在知心；人之相知，贵在精神相通；是以“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张志春先生恍惚就在我面前，还是那么宽厚和蔼恬淡冲和平易近人。我从来都把他看成一个可以神交可以倾吐可以讨教可以交流的老师和兄长，于此时此际却豁然开悟，意识到了他伟岸脱俗的深层次缘由，并由此而想起了李白《赠孟浩然》里的那句名诗：“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李保平：河北省周易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