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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宋代哲学的三大聚焦点(李雪昊)

作者:李雪昊  发布时间:2021-3-30  阅览次数:678

《周易》与宋代哲学的三大聚焦点

李雪昊
宋自建国以来,其政治局面的雾霾便笼罩着北方(辽)、东北(金)以及西北(西夏),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如此局势似乎并未影响到其先进的生产力(农业、手工业向商业过渡)。反而,先进的生产力很大程度上修补了被五代十国打乱的思想与文化。并不是说五代十国没有哲学,五代十国的哲学以佛学、禅学为主,多数研究哲学者几乎没有发挥其学术高度的平台;再者,研究禅学的名家较少,在哲学史长河中不过是不惊鸿的那么一撇,往往被忽略,或者很少有些人提及。
从《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等文献来看,宋代哲学起于宋真宗时期,以李泰伯与周敦颐等为代表。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讲:宋儒治易,起于刘牧,刘牧师承陈抟,作《易学钩隐图》,旨在发掘易学的精微奥妙,然李泰伯(李覯)从刘牧的《易学钩隐图》中找出了一些关于“象数”理论的漏洞,并驳斥刘牧《删定易图序论》提出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疑众”和“言称命运”的有神言论,引起了宋代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此举可算作宋代哲学的开端。综合不同版本的《中国哲学史》,两宋哲学队伍中,研究《周易》及阴阳五行学说者占绝大多数。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所罗列的宋代哲学家,五分之四是研究五行学说与《周易》的。所以,宋代哲学的重点在易学,宋代哲学绕不开对《周易》思想的继承与解读、延伸与创新。因此,研究宋代哲学,易学思想是关键。
阴阳五行理论的升华与演变
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讲宋代哲学,皆以李泰伯与王安石为开篇;然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以陈抟、刘牧的象数河洛之学为开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小史》则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开篇。杨国荣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也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宋代哲学的开端,所以图说周易,是宋人研易之代表、之特色。本文以《中国哲学史》为主线,来探讨周易与宋代哲学。
李泰伯与王安石都是北宋文化界的璀璨之星。他俩对阴阳五行均有研究。李王两位哲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阴阳五行说进行了发挥,同时也有新论点。李泰伯说:“五行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他还举例子阐释:“水克火,就可以用水来救火;土克水,就可以用土来防止水患。”五行学说在此之前没有这样的论断。五行学说和《周易》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现行本或通行本《周易》,没有五行学说(帛书有)。
五行之说始见于《尚书·甘誓》《甘誓》是夏代的遗文。《洪范》讲五行,没有超越五行“是什么”的范畴,说白了,人们的认识停留在五行是构成万物基本元素的层面。木火土金水是最基本的事物;另外,《洪范》五行解释了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属性。如,水润下,火炎上等等。战国阴阳家邹衍的“五德(行)终始”说。“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以此学说来为历史变迁、王朝兴衰作补释。在当时算是前沿的学说,直到汉武帝时期,此学说依然有着先进性。
汉代儒学大家董仲舒发展了邹衍的学说,为五行“木火水金土”的次序填补理论依据。到了宋代,周敦颐《太极图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顺布,四时行焉”)将五行带入阴阳思维(对立、互化、统一)体系。李泰伯与周敦颐都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李泰伯(生于公元1009年)大周敦颐(生于公元1016年)7岁。李泰伯应用阴阳互为其根的理论,辩证地解读了五行学说,五行克化,存在制约和反克,这对《周易》象数的研究有着很大启示作用。周敦颐则将阴阳五行融为一体,阴阳五行交感,化生万物。
王安石则重在研究阴阳五行的变化。他认为世界发展的顺序是:二气(阴阳)——五行——万物。他将研究重心点锁定在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的原因与过程。王安石说:“道立于两,成于三,变于五而成天地数具,其为十也,耦之而已”。两,阴阳相须相激;三,《道德经》讲的三生万物;五,自然是五行之说。王安石的这套理论体系包含奇偶数加减灵活应用。他用易数简单探讨了阴阳五行再到万物呈象这一过程的原由;此外,王安石很注重《周易》中的“天道”变化的理论。他说:“阴阳代谢,四时往盈虚,与时偕行,故不召而自来”。他又在《河图洛书议》里阐释了“天道尚变”,提出了变化是天道之特性的说法。王安石对五行有着崭新的定位。从他:“它们‘成变化而行鬼神,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的言论,可窥探他对五行之“行”的认识,行,往来而不穷。又说:“从木变,灼之而为火,烂之而为土”等,他将五行元素与运动变化相结合,较为完整地解读了五行生万物之变化这一重要理论。
从宋代起,流行图解《周易》
宋之图书之学,是清代学者对宋代易学中象数之学的总称。朱伯崑先生认为,易图之学是对汉易象数之学的发展。正本清源,洛书、河图都以图案的形式呈现于书,算是图书之学的源头,魏伯阳的《参同契》是雏形,陈抟继承了《参同契》解易的方法,以图代文,解读《周易》。陈抟太极八卦图以及其弟子的《易学钩隐图》开启宋易图书之风。传至周敦颐、邵雍,宋代用图解读《易》之风从流行走向全盛。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借用《易传·系辞》:“亦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推演太极图。冯友兰通过《易传·系辞》与《太极图说》(太极图说原文节选: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内容的比较,提出了周敦颐看似论易,实则取用道家修炼图式的观点。而冯友兰先生的这个观点存在漏洞,既然是太极思维,阴阳交媾衍生,那也是《周易》图式。儒门释户道相同,道家也学易、用易。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宋代研究宇宙发生论的重要理论依据。“无极而太极”,天地鸿蒙,无形无象,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阴阳合和相感,化生万物。周敦颐对宇宙发生论的论述可谓无懈可击。《太极图说》也有一套完整体系。天之道阴与阳,地之道柔与刚,阴阳、刚柔、动静都有极,物理学中讲的临界点,“极”也像化学中催化剂,将量变促成质变。
宇宙发生论是中西方哲学都很关心哲学命题,西方“膨胀的宇宙”、“宇宙大爆炸”、量子纠缠等理论都在研究宇宙发生论。“宇宙大爆炸”发生若干万年后,宇宙的温度会下降,可导致电子和原子核的结合,接着会引发一系列的变化。东西方对宇宙发生论的认知虽不能讲殊途同归,相似点是不言而喻的。邵康节(邵雍)关于宇宙发生的过程,有独到的见解。他在《观物内篇》里讲:“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静之矣。……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在矣。”邵雍将宇宙发生过程归结为“象”和“数”演化过程。邵雍“六十四卦次序图”用一演为二,二演为四,四演为八的推演方式来解释宇宙形成,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称之为“加一倍法”。
如果引用二进制来解读六十四卦次序演变,那么“六十四卦次序图”就像高数中讲的极限,它具体化了《周易》数字体系的抽象,以图式的形式来解读世界、宇宙,完善了东方宇宙发生论学说,在当时是“显学”,时人通过“按图索骥”的方法,对《周易》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又说邵康节绘制先天八卦图。此说法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先后天八卦图均为陈抟所制。不过,刘师培等经学大家则偏向邵雍创先天图的观点。另外,邵雍认为世界历史变化是有数理的,也是有原则的。他的力作《皇极经世》旨在阐述这一论点。邵雍提出了“元、会、运、世”的换算关系,它想以数构图,来解读王朝兴衰更替的原因,近现代哲学家多以唯心论此事,其实这也是他对未知世界的探索,邵康节认为世界有终(详参任继愈著《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然而《周易》最后一卦是火水未济,从《周易》卦象来看,宇宙是不断循环的。
理学与《易传》
宋理学源于太极,太极出自《易传》。故而,理学与《易传》有交集。理,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上说:“理,起源于战国中期,在《孟子·告子上》中有‘理’和‘义’的辩论”。《易传》上也有“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的说法,魏晋时期玄学之宗王弼对“理”有了进一步的阐释,王弼虽以“无”为本,但肯定物是有理的。王弼说:“夫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张岱年认为,王弼以“所以然”讲“理”,对宋代哲学有重要影响。
在宋代,“理”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并成为一门学问,宋人谈理,如同魏晋人士谈玄,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沈括《梦溪笔谈》有一段宋太祖和宰相谈“理”的记载,宋太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沉思了一会儿说:“道理最大。”对赵普的回答,宋太祖屡次称赞。张岱年认为,此次问答,算是宋理学的前导。
周敦颐在《通书》中有“理性命”的篇章,此章对《易传》所说的:“穷理尽性而至于命”的说法有所解释,却对理的诠释不够详细。然邵雍在吸收道家与汉代《易》学思想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周易》的独到理解,其所作《皇极经世书》的基本精神是质诸天道而本于人事。邵雍编制宇宙年谱的目的在于经世,其对道的概念的形而上理解超越了以往历代儒家,对于宋代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学大家张载以“气化”为“道”,张载讲道时,能将气的变化表现视为理,并以阴阳之气的互相作用、互相推移解读为理。张载认为气是最根本的,理只是推动气化的理。“理”以世界最高本原的身份亮相,归功于二程(程颐、程颢)对它的大力鼓吹。
程颐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道非阴阳,所以阴一阳,道也。”又说:“离了阴阳更无道……阴阳,气也,气者形而下,道者,形而上。”在二程看来,气与道是对立的。如此以来,二程没有把理上升到道的层面,只是借“气”来说理。朱熹继承了二程的学说,也吸纳了张载的学说。朱熹在《周易本意·系辞上》:“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所谓道。”又说:“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在朱熹看来,道即是理,理既是道。无疑,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朱熹在发展理学的过程中受过一系列挫折与挑战,这些挑战从侧面反映了朱熹理学的漏洞。自宋以来,其学术阵营无非义理与时势两大派。那群考上太学(博硕)不想入编,或是偏科 ,或是退学,或是痴迷于道学(从“易图研究”发展来的)的知识分子大谈义理,吃力地拼凑着被马蹄踏碎的诸子百家、秦汉儒学、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释道等学术思想。
后来,他们编纂装订成册,设计成当时主流的封面,写上“理学”的大名,加印发行,旨在搭建思想的大擂台,做好与“时势派”(周谷城《中国通史》说:“至于时势派,大概入了宋政府,而又常因实事关系,不满与众”的学术论战。所谓的时势派就是宋政府舆论媒体,主导宋代的主流报道。宋政府方面,也积极的收编地主阶级学院派的优秀师生,以韩侂胄为代表。韩侂胄借助官方势力禁逐理学,鼓动时势派搜罗朱熹的“罪状”(包括生活问题,比如朱熹没给母亲吃优质米等等),”宋宁宗遂免去朱熹的一切职务。在这一过程中,宋道学(理学)逐渐认识到其生存的难度,开始将儒家的“仁义礼智”等与理学结合起来,朱熹讲:“理则为仁义礼智。”仁义礼智也变成了道德标准之理,张岱年认为,朱熹这一结合,是牵强附会的结合。
朱熹学说的漏洞,见于哲学家陆九渊对理学的论战与明思想家王廷相对朱熹理学批判。陆九渊(象山)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最早发现了理学内化道路潜在的支离倾向和教条隐患,并提出了他对朱熹理学的看法,后来上升学术论战,史称朱陆之争。朱陆之争中有一场著名的论战是关于无极、太极问题辩论。朱熹认为,阴阳是形而下的,理才是形而上的;陆九渊则认为阴阳就是形而上的。陆不赞成朱认为世界“形上”“形下”两个世界的观点,陆九渊以道德主体为本体,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理性。陆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等观点主张向内求法。儒家的颜回是向内求法的践行者,“一箪食,一瓢饮,身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也”。在世人们眼中,颜回吃了早饭没晚饭,且住在贫民区,屋漏偏逢连夜雨,大家都为之担心,可颜回不以外物喜悲,快乐而旷达。象山求法,大类颜渊,且不论唯心唯物之评判,象山作为哲学家的气度便能胜却人间无数。象山关于太极的论点指出:“夫太极者,实有是理,圣人从而发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论,使后人簸弄于颊舌纸笔之间也。”寥寥几句就解读了太极的本质。朱熹在回信中不得不先附和他这一观点,然后再提论点。朱熹:“若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则知不言者不为少,而言之者不为多矣。”的论点就建立在陆九渊解读太极实质的基础之上。
明代王廷相激烈批评程朱理学理在气先的说法,王廷相提出了“理载于气”。他认为“元气”是世界的本源,“气”是不灭的,有了“气”才有“理”。他所说的“气”就是物质,这与宋代儒学“天地之先只有此理”的理论是相对立的。又说:“万理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造化自有入无,自无为有,此气常在,未尝澌灭。”从张岱年先生的观点来看,王廷相讨论了理是否永恒的问题。他说:“天地间万形皆有敝,唯理独不朽”。他又提出了“理因时制宜”的观点,说明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了不同的理。用现在的话说,理学要与时俱进,前提是不忘哲学之初心。
宋代哲学,特别是宋哲学象数体系的完善以及图书模式的创建,化哲学范畴抽象为具体,解决了哲学中的一些复杂问题,也对陆王(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完善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现当代多数学者嚷着要重写宋代哲学史,并提出了相关方案和论点。笔者以为,研究宋代哲学史料或哲学文献要比如何写好宋代哲学史而消耗时间更有意义。
李雪昊:甘肃会宁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会员、云南中华周易研究会副秘书长,电话15096649645,现居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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