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雪昊  发布时间：2021-3-30  阅览次数：2500

从《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等文献来看，宋代哲学起于宋真宗时期，以李泰伯与周敦颐等为代表。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讲：宋儒治易，起于刘牧，刘牧师承陈抟，作《易学钩隐图》，旨在发掘易学的精微奥妙，然李泰伯（李覯）从刘牧的《易学钩隐图》中找出了一些关于“象数”理论的漏洞，并驳斥刘牧《删定易图序论》提出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疑众”和“言称命运”的有神言论，引起了宋代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此举可算作宋代哲学的开端。综合不同版本的《中国哲学史》，两宋哲学队伍中，研究《周易》及阴阳五行学说者占绝大多数。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所罗列的宋代哲学家，五分之四是研究五行学说与《周易》的。所以，宋代哲学的重点在易学，宋代哲学绕不开对《周易》思想的继承与解读、延伸与创新。因此，研究宋代哲学，易学思想是关键。

李泰伯与王安石都是北宋文化界的璀璨之星。他俩对阴阳五行均有研究。李王两位哲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阴阳五行说进行了发挥，同时也有新论点。李泰伯说：“五行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他还举例子阐释：“水克火，就可以用水来救火；土克水，就可以用土来防止水患。”五行学说在此之前没有这样的论断。五行学说和《周易》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现行本或通行本《周易》，没有五行学说（帛书有）。

五行之说始见于《尚书·甘誓》，《甘誓》是夏代的遗文。《洪范》讲五行，没有超越五行“是什么”的范畴，说白了，人们的认识停留在五行是构成万物基本元素的层面。木火土金水是最基本的事物；另外，《洪范》五行解释了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属性。如，水润下，火炎上等等。战国阴阳家邹衍的“五德（行）终始”说。“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以此学说来为历史变迁、王朝兴衰作补释。在当时算是前沿的学说，直到汉武帝时期，此学说依然有着先进性。

汉代儒学大家董仲舒发展了邹衍的学说，为五行“木火水金土”的次序填补理论依据。到了宋代，周敦颐《太极图说》（“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顺布，四时行焉”）将五行带入阴阳思维（对立、互化、统一）体系。李泰伯与周敦颐都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李泰伯（生于公元1009年）大周敦颐（生于公元1016年）7岁。李泰伯应用阴阳互为其根的理论，辩证地解读了五行学说，五行克化，存在制约和反克，这对《周易》象数的研究有着很大启示作用。周敦颐则将阴阳五行融为一体，阴阳五行交感，化生万物。

王安石则重在研究阴阳五行的变化。他认为世界发展的顺序是：二气（阴阳）——五行——万物。他将研究重心点锁定在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的原因与过程。王安石说：“道立于两，成于三，变于五而成天地数具，其为十也，耦之而已”。两，阴阳相须相激；三，《道德经》讲的三生万物；五，自然是五行之说。王安石的这套理论体系包含奇偶数加减灵活应用。他用易数简单探讨了阴阳五行再到万物呈象这一过程的原由；此外，王安石很注重《周易》中的“天道”变化的理论。他说：“阴阳代谢，四时往盈虚，与时偕行，故不召而自来”。他又在《河图洛书议》里阐释了“天道尚变”，提出了变化是天道之特性的说法。王安石对五行有着崭新的定位。从他：“它们‘成变化而行鬼神，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的言论，可窥探他对五行之“行”的认识，行，往来而不穷。又说：“从木变，灼之而为火，烂之而为土”等，他将五行元素与运动变化相结合，较为完整地解读了五行生万物之变化这一重要理论。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借用《易传·系辞》：“亦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推演太极图。冯友兰通过《易传·系辞》与《太极图说》（太极图说原文节选：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内容的比较，提出了周敦颐看似论易，实则取用道家修炼图式的观点。而冯友兰先生的这个观点存在漏洞，既然是太极思维，阴阳交媾衍生，那也是《周易》图式。儒门释户道相同，道家也学易、用易。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宋代研究宇宙发生论的重要理论依据。“无极而太极”，天地鸿蒙，无形无象，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阴阳合和相感，化生万物。周敦颐对宇宙发生论的论述可谓无懈可击。《太极图说》也有一套完整体系。天之道阴与阳，地之道柔与刚，阴阳、刚柔、动静都有极，物理学中讲的临界点，“极”也像化学中催化剂，将量变促成质变。

宇宙发生论是中西方哲学都很关心哲学命题，西方“膨胀的宇宙”、“宇宙大爆炸”、量子纠缠等理论都在研究宇宙发生论。“宇宙大爆炸”发生若干万年后，宇宙的温度会下降，可导致电子和原子核的结合，接着会引发一系列的变化。东西方对宇宙发生论的认知虽不能讲殊途同归，相似点是不言而喻的。邵康节（邵雍）关于宇宙发生的过程，有独到的见解。他在《观物内篇》里讲：“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静之矣。……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在矣。”邵雍将宇宙发生过程归结为“象”和“数”演化过程。邵雍“六十四卦次序图”用一演为二，二演为四，四演为八的推演方式来解释宇宙形成，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称之为“加一倍法”。

如果引用二进制来解读六十四卦次序演变，那么“六十四卦次序图”就像高数中讲的极限，它具体化了《周易》数字体系的抽象，以图式的形式来解读世界、宇宙，完善了东方宇宙发生论学说，在当时是“显学”，时人通过“按图索骥”的方法，对《周易》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又说邵康节绘制先天八卦图。此说法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先后天八卦图均为陈抟所制。不过，刘师培等经学大家则偏向邵雍创先天图的观点。另外，邵雍认为世界历史变化是有数理的，也是有原则的。他的力作《皇极经世》旨在阐述这一论点。邵雍提出了“元、会、运、世”的换算关系，它想以数构图，来解读王朝兴衰更替的原因，近现代哲学家多以唯心论此事，其实这也是他对未知世界的探索，邵康节认为世界有终（详参任继愈著《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然而《周易》最后一卦是火水未济，从《周易》卦象来看，宇宙是不断循环的。

宋理学源于太极，太极出自《易传》。故而，理学与《易传》有交集。理，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上说：“理，起源于战国中期，在《孟子·告子上》中有‘理’和‘义’的辩论”。《易传》上也有“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的说法，魏晋时期玄学之宗王弼对“理”有了进一步的阐释，王弼虽以“无”为本，但肯定物是有理的。王弼说：“夫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张岱年认为，王弼以“所以然”讲“理”，对宋代哲学有重要影响。

在宋代，“理”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并成为一门学问，宋人谈理，如同魏晋人士谈玄，也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沈括《梦溪笔谈》有一段宋太祖和宰相谈“理”的记载，宋太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沉思了一会儿说：“道理最大。”对赵普的回答，宋太祖屡次称赞。张岱年认为，此次问答，算是宋理学的前导。

周敦颐在《通书》中有“理性命”的篇章，此章对《易传》所说的：“穷理尽性而至于命”的说法有所解释，却对理的诠释不够详细。然邵雍在吸收道家与汉代《易》学思想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周易》的独到理解，其所作《皇极经世书》的基本精神是质诸天道而本于人事。邵雍编制宇宙年谱的目的在于经世，其对道的概念的形而上理解超越了以往历代儒家，对于宋代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学大家张载以“气化”为“道”，张载讲道时，能将气的变化表现视为理，并以阴阳之气的互相作用、互相推移解读为理。张载认为气是最根本的，理只是推动气化的理。“理”以世界最高本原的身份亮相，归功于二程（程颐、程颢）对它的大力鼓吹。

程颐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道非阴阳，所以阴一阳，道也。”又说：“离了阴阳更无道……阴阳，气也，气者形而下，道者，形而上。”在二程看来，气与道是对立的。如此以来，二程没有把理上升到道的层面，只是借“气”来说理。朱熹继承了二程的学说，也吸纳了张载的学说。朱熹在《周易本意·系辞上》：“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所谓道。”又说：“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在朱熹看来，道即是理，理既是道。无疑，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朱熹在发展理学的过程中受过一系列挫折与挑战，这些挑战从侧面反映了朱熹理学的漏洞。自宋以来，其学术阵营无非义理与时势两大派。那群考上太学（博硕）不想入编，或是偏科 ，或是退学，或是痴迷于道学（从“易图研究”发展来的）的知识分子大谈义理，吃力地拼凑着被马蹄踏碎的诸子百家、秦汉儒学、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释道等学术思想。

后来，他们编纂装订成册，设计成当时主流的封面，写上“理学”的大名，加印发行，旨在搭建思想的大擂台，做好与“时势派”（周谷城《中国通史》说：“至于时势派，大概入了宋政府，而又常因实事关系，不满与众”的学术论战。所谓的时势派就是宋政府舆论媒体，主导宋代的主流报道。宋政府方面，也积极的收编地主阶级学院派的优秀师生，以韩侂胄为代表。韩侂胄借助官方势力禁逐理学，鼓动时势派搜罗朱熹的“罪状”（包括生活问题，比如朱熹没给母亲吃优质米等等），”宋宁宗遂免去朱熹的一切职务。在这一过程中，宋道学（理学）逐渐认识到其生存的难度，开始将儒家的“仁义礼智”等与理学结合起来，朱熹讲：“理则为仁义礼智。”仁义礼智也变成了道德标准之理，张岱年认为，朱熹这一结合，是牵强附会的结合。

朱熹学说的漏洞，见于哲学家陆九渊对理学的论战与明思想家王廷相对朱熹理学批判。陆九渊（象山）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和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最早发现了理学内化道路潜在的支离倾向和教条隐患，并提出了他对朱熹理学的看法，后来上升学术论战，史称朱陆之争。朱陆之争中有一场著名的论战是关于无极、太极问题辩论。朱熹认为，阴阳是形而下的，理才是形而上的；陆九渊则认为阴阳就是形而上的。陆不赞成朱认为世界“形上”“形下”两个世界的观点，陆九渊以道德主体为本体，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理性。陆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等观点主张向内求法。儒家的颜回是向内求法的践行者，“一箪食，一瓢饮，身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也”。在世人们眼中，颜回吃了早饭没晚饭，且住在贫民区，屋漏偏逢连夜雨，大家都为之担心，可颜回不以外物喜悲，快乐而旷达。象山求法，大类颜渊，且不论唯心唯物之评判，象山作为哲学家的气度便能胜却人间无数。象山关于太极的论点指出：“夫太极者，实有是理，圣人从而发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论，使后人簸弄于颊舌纸笔之间也。”寥寥几句就解读了太极的本质。朱熹在回信中不得不先附和他这一观点，然后再提论点。朱熹：“若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则知不言者不为少，而言之者不为多矣。”的论点就建立在陆九渊解读太极实质的基础之上。

明代王廷相激烈批评程朱理学理在气先的说法，王廷相提出了“理载于气”。他认为“元气”是世界的本源，“气”是不灭的，有了“气”才有“理”。他所说的“气”就是物质，这与宋代儒学“天地之先只有此理”的理论是相对立的。又说：“万理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造化自有入无，自无为有，此气常在，未尝澌灭。”从张岱年先生的观点来看，王廷相讨论了理是否永恒的问题。他说：“天地间万形皆有敝，唯理独不朽”。他又提出了“理因时制宜”的观点，说明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了不同的理。用现在的话说，理学要与时俱进，前提是不忘哲学之初心。

（李雪昊：甘肃会宁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会员、云南中华周易研究会副秘书长，电话15096649645，现居成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