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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有卦象辞新释》一文中，我认为汉武帝承露盘、盐山信子、以童男童女献给妖邪（妖邪即《道德经》七十九章所说的“司彻”者。）以求保一方风调雨顺等信史传说或臆想的故事，其形式都是模拟《周易》《大有》卦体的“原始要”（即“乾乾兑”）。除此之外，我认为位于湖北境内明朝成祖朱棣永乐时期敕建的武当山的主要建筑金顶，也是参照《大有》卦象所建。
武当山大规模修建始于1412年，明成祖朱棣命自己的亲信大臣张信、自己的女婿沐昕及工部礼部官员携20多万众工匠，开始在武当山区域大造宫舍。四年后，1416年，明成祖下旨在武当山最高峰天柱峰顶（即后人所泛称的金顶。）修建武当山金殿（如今金殿周围还有民国时期修建的三个建筑。峰顶原来有一座元人修建的铜殿，既然要修新的，旧的就要挪个地方）。金殿下方天柱山山腰建造了长344米石质城墙一周，名为“紫金城”。紫金城是由一块块重达千斤的条石砌成，至今虽历600余载，仍是坚固无损。金殿全为铜铸件拼接而成，顶部鎏金，内供真武大帝。真武大帝左右有童男童女，又有水火二将擎旗捧剑。
据《明史》及《武当山志》记载，武当山金殿全部构建在北京铸造完成，经由运河至南京，然后溯长江水运至武当山，拼装榫卯而成。明成祖对于金殿构建的运输专门颁发圣旨：“务要小心谨慎，遇天道晴朗、风水顺利即行。船上要十分整理清洁，不许做饭。”1417年，明成祖将武当山封为“大岳”，地位高于东西南北中五岳。在金殿初建之时，其下面天柱山的山腰处并未建城垣。1419年，即永乐17年，明成祖对后世所称“紫金城”的城墙建设下诏书：“今太岳太和山顶，砌造四周城垣，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其墙务在随山势，高则不论丈尺，但人过不去为止。务要坚固壮实，万万年与天地同其久远。故敕。”（“太岳太和山”指武当山。“顶”指天柱山山顶。）朱棣对于金殿构件的运输和紫金城城垣的建设分别下了圣旨。在永乐年间武当山的建设过程中，据说朱棣共下过六道圣旨。而其中关于金殿和金城就各有一道，这说明朱棣对于这两个建筑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实际上，整个武当山的建设，最重要最核心的“灵魂”，就在这天柱山山顶的这几个建筑当中。依照《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卦体均由“原始要终”四象构成，金顶区域金城垣在下，金殿在上，此为“原始”为金为乾。金城环绕金殿所在的主峰，其象正如一个北京涮羊肉的铜火锅，可引申理解为承接液体的灯盏、水盂等器皿。城垣无论高低，都能在里面围出一些空间。（《道德经》第十一章：“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空间的作用是能容纳，容纳的东西是可以利用的。）这个围出的空间以及城垣，此为“要”为兑为泽。在天柱山峰顶端这高不足百米，周匝344米的空间内，用金铜和磐石人工制造了两个乾象和一个兑象：紫金城城垣名为“金”，城垣环绕天柱山一周，近似圆形。天圆地方，所以城垣为“金”为“圆”为“天”为乾。金殿为“金”为乾。城垣能够围出空间，类似容器，城垣为容器的外沿，此为“泽”为兑。（这种想象力非明成祖首创。《左传·僖公四年》，即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帅诸侯联军征伐楚国，楚将屈完与齐桓公进行外交交涉，屈完说，你们齐国如果真要与楚国开战，“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意即以一个个的城堡城郭作为城墙，把汉水作为护城河。于是齐桓公就退回临淄了。可见楚国人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此时如夏日炎炎，旱魃为虐，西风突起，乌云蔽日，雷电纷至，时雨降下，正好构成了《大有》卦的卦象，其原始要终分别是乾乾兑离，其上下卦分别是离和乾。当闪电击打在金殿之上时，人们所见的恰是闪电与金殿，正是上离下乾《大有》卦之象；时雨降下，聚于兑泽之中，正是《大有》卦之用。（不是真把金城之内当成容器，这是象征性说法。即便是器，也绝对可称为“大器”。据说金城有四门，均称天门。只有南天门开放，目的是为了“聚气”。）先人巧妙地利用了武当山天柱山的山高和山势，用两个建筑在大自然中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即《大有》卦卦象的基础——原始要。
蓝图擘画者明成祖朱棣的建设目的，简单来说是祈雨，希望年丰民富；复杂点说，《大有》卦的卦辞爻辞象辞以及《易传》中孔子关于《大有》卦的论述，还包括《乾》卦前四爻爻辞的内容，都是明成祖朱棣在这两个建筑中的寓意，也是他的梦想、理想。比如他没有奢望“利贞”，他只是专注于做好“元亨”，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七分靠打拼，三分天注定”，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应乎天”，并祈望上天能“时行”。他要把“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作为自己的执政理想。他希望君臣万民团结一心，“无交害”；他从“积中”二字得到启示，继续执行其父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执政方略，修建北京城，在武当山天柱峰的顶上修了一段虽只有344米长但是海拔高难度也高的城墙，并且在武当山建了一个《大有》卦的卦象，祈求丰年。他希望他以及其后的朱家子孙都能持守“中道”，并牢记初爻二爻四爻爻辞中三次出现的“无咎”是什么意思（《系辞上》第三章“无咎者，善补过也”），明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只有“善补过”才能成为圣贤，因此要做到三省吾身，闻过则喜，从谏如流。他希望自己和子孙能够“易而无备”“履信思顺”。他在运送金殿构件的敕书中，提出了小心谨慎，以时而行，舟车清洁，不生柴火。前两点是做任何事情的普遍要求，舟车清洁是不能有污秽之物使金殿构件沾染不洁之气，正应“匪其彭”爻辞。武当山的金殿不可污，北京紫禁城的金殿也不能污。因为这都是他以及他的化身的居处之地。不生柴火是指此金殿只能受来自上离之火即天火的炙烤，不能沾染柴火气，所以舟中不能生火。（当然肯定有小心火烛的意思。）在另一份敕书中，他说城墙的高度没必要太高，这说明他要求兑泽或器皿的边沿不必很高。明成祖这样要求，一是表明他惜民力，二是表明他不贪婪。但是他要求城墙一定要坚固，意即这个容器，这个石头做的盛水吃饭的碗一定要结实，不能有豁口，不能轻易就打碎了。做到以上这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自天祐之”，希望国家百姓都能“大有”。如此，他的大明江山，就会如他在敕书中所说“万万年与天地同其久远”了。
《大有》卦的“原始要终”为“乾乾兑离”，兑在乾上，或说兑在乾后。整体看天柱山紫金城以内以上的这些建筑，根据其高低错落，兑象好似在金殿乾象的下面，与《大有》卦象似有不符，不如汉武帝的承露盘看着更形象。我认为，一是兑为泽为水，乾与离相交，才能有水。兑为乾与离所生，兑象是隐藏在《大有》卦象之中的。二是兑在卦体原始要终四时位处于“要”位，而紫金城恰恰是建在山腰的，这是一种妙趣暗合，而不是巧合。三是兑泽为所祈求之物即雨水甘霖的容器，但是在与上天的相互交通中，金殿在上，意思是首先要让上天看到的是付出，而不是索取。兑为口。在鸟类的幼雏刚刚孵化出来的时候，雏鸟挤在巢里。成鸟捉回虫子回巢，只能看到几只小嘴最大幅度的张着抢着讨食。承露盘也类似。但是天柱山金城在山腰，表达的意思是顺应上天为先为上，祈求赐予为后为下。四是《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兑为羊。初二三四五为“大兑”之象，“大兑”为“大羊”，羊大为美（徐铉语），美即善。如此，上善若水也有《大有》卦“原始要”“乾乾兑”之象。人和植物几乎都是向上生长的，在向上的过程中就难免会发生“争”的状况。但水却反其道而行，它助佑万物生长，却不与万物相争，所以水最接近老子所试图让人搞明白的那个“道”。这也是原因之一。五是如果明成祖只是为了自己长生，仿照刘彘在金殿顶上弄个诸如莲花座承露盘这样的物什，接点儿甘露也足够他自己享用的。可他没有那样做。他在山腰建个大盘子，多承接收纳一些上天的福泽，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受益，那才是君王的作为。明成祖心中的“大有”不是汉武帝心中的“大有”。汉武帝为求长生，围着全国跑，顺着海边跑。而明成祖在武当山建设过程中即建成之后，既未参加奠基，也未参加剪彩。明成祖的格局，比汉武帝高多了。
自明朝永乐年间至今，600多年的时间，紫金城的金城墙、金殿以及金殿内的真武大帝等神祇没有损坏过。据说在金殿建成之后，每逢阴雨，金殿之上，雷电纷至，闪电直接击打在金殿之上，产生所谓“雷火炼殿”的奇观。依科学解释，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雷电的电流在金殿及其内真武大帝等铜合金制成的建筑或造像内，会产生电流。（当然金殿内诸像是否遭受电击，过去没有人看到过，现在因为安装了避雷罩，也无法通过设置一些仪器进行监测了。）电子的流动及高温，会使这些金属器物及造像的表面被氧化腐蚀的部分重新恢复光泽。如高压输电线，虽整天暴露在风雨雷电中，但是表面不会生锈。雷火炼殿使金殿在每年经过数次闪电的洗礼，正如《大有》卦六五爻辞“其孚交如，威如”。几百年来据说都是金光灿灿的。近些年出于保护文物的初衷，据说当地先是为金殿安置避雷针，结果“殃及池鱼”；后又安了“防雷罩”，雷火炼殿的现象再未出现，金殿也失去了传说中的金光灿灿的样子。断绝了雷电和金殿的联系，他们不再相交，金殿就与天柱山成了一个整体，雷电再和下面相交，就只能与山相交。断绝了雷电和金殿的联系，金殿只是一个死的器物，有器之象，无器之用。它无论是在山巅，还是在山下的博物馆里，意义是一样的。套用闻一多《七子之歌》中的一句诗，反用其意，这是虽没被掳去肉体，但是却被掳去了灵魂。好比《庄子》里的“混沌”，本来是鲜活快乐的，结果被出于好心的海神若日凿一窍，七日而死。既然“乾金”消失了，隐于其中的“兑泽”也不见了，雷电来了，只能奔着山去了。上离下艮，大象就为《旅》卦。
明亡之后，清朝人没有对金顶动手脚，反而是民国时期，在高呼“德先生赛先生”的时代，在金顶金殿周围建了三座砖木结构的建筑，分别是父母殿、签房、印房。据说这几座建筑自建成之日就经常和金殿一起接受雷电的洗礼。这几座殿“肉身凡胎”，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随着时间的发展，这几座“违章建筑”也混成了“老资格”“老建筑”“古建筑”。为了保护他们，金殿也被“保护”起来了。明成祖朱棣如果知道后人将他的蓝图在中间给划了一刀，让他在武当山上历时二十多年苦心孤诣建的这些建筑失去了灵魂，他肯定会气得跳起来与我们这些现代人理论一番的。不过我们也可以和他解释，如今北京城都能喝上武当山旁侧的汉江水了。汉水不仅能泽及荆楚，还能泽及豫冀二州了。
武当山金殿里供奉的是真武大帝。真武大帝是北方神，之所以把真武大帝的道场置于武当，目的之一就是昭示天下：北方神在华夏，不是在草原。北元的残余势力不要再有觊觎中原的企图。将元人修建的铜殿挪走，代之以朱棣修造的金殿，这是象征朝代的更迭。真武大帝是明成祖朱棣的化身，他代表的就是大地万物的皇帝。秦皇汉武到泰山封禅，武周皇帝到嵩山封禅，他们都是用肉身带着祭天的物品，借用物品与上天交通。武则天还以自己为蓝本，雕凿了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像供人瞻仰。化身为真武大帝的明成祖朱棣，他是把自己推到了与上天直接交通的位置。如果把“大有”理解为“大祭”（“有”本为商代祭祀名），则他是主祭之人。如果把接受电闪雷鸣当作上天对世上万物的考验，那么他就是那个称为“天子”且义无反顾将这种以火浴身的考验承担起来，为万民求福泽求大有的人。如《论语·尧曰》记载的商汤祈雨时的祷祝之词：“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明朝时候，紫金城以内或说以上是闲人止步、禁止入内的，原因之一是雷雨可能突然来临，来不及躲到山下安全的地方，在山顶可能会遭遇闪电（即在此处雷电多发，危险莫入）。二是真武大帝在山顶的金殿内，他是为了万民甘愿承受电闪雷鸣的。他之所以在那里，是为了天下苍生祈福，他的目的绝不是要接受众人的膜拜。明朝永乐年间武当山的建设持续了将近二十年，但是建成后明成祖并未去过武当山，原因一是道家尊崇“不自伐，不自是”，二是武当山供奉的就是朱棣自己的化身，他看似从未登临，实则未曾离开。虽有“菩萨拜菩萨，求人不如求己”的典故，但是身为“天子”的皇帝，是不会膜拜自己的。
金殿的大门不是向南开，而是向东开。金殿中的真武大帝也是面向东方。之所以面向东方，他是要在高山之巅，看到清晨第一缕阳光，看到傍晚东山顶上满月初升。他不是面南背北，一是仍有缓称王的意味，二是他要看清太阳在达到最热最晒的状态前的过程，即《乾》卦“九五：飞龙在天”之前的四爻的状态，并将这些“乾德”的要求以他向东而坐的方向暗示于众人。三是他观看太阳是否出现，天气是晴是阴。无论是晴是阴他都面无表情，从容镇定。金殿内的金童玉女代表兑，旗子和宝剑是道教祈雨用具。真武大帝看着东方，他是希望晴天呢？还是希望阴天呢？如《大有》六五爻《象》传所说：“易而无备也。”无论是阴阳，无论是阴晴，他都做好了准备。
武当山之所以成为道教圣地，天柱山上的《大有》卦象可以说是最佳注解之一。《道德经》说：“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故有无相生，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帛本倾做盈）。”“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上善若水。”《庄子》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无有所将，无有所迎。”“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仅以上面所摘抄的经文，都能在《大有》卦象卦辞爻辞象辞等中寻到根源。道家的“有无”“无为”等思想，在《大有》卦中都有体现。比如《道德经》第三十七章“无为而无不为”。即很可能源于“易而无备”。看似“无备”，实则有备在先，有备在前。看似无为，实则为在事先，为在事前。同样是兑，如果卦象是上离下兑，则为《睽》卦象。在《大有》卦中的兑象，下有二乾，像是虔诚、真诚的高高托举着容器，内心是充满诚敬的。以诚敬之心，在天柱山建造一个可以存在“万万年”的承接雨露的盂盘，建设也许需要十年二十年，但建成之后，一劳永逸，“万万年”之内，再无需浩浩荡荡的人群敲锣打鼓的去祈雨，因为金城垣、金殿等组成的乾乾兑等象，已经可以代替人为的去祈雨或祈求丰年了。代表皇帝的真武大帝亲自坐镇金殿，因天气的晴雨变化来采取行动，规格可是比武当知县、钦天监监正以及湖北布政使这些人规格高。这些物象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祈求的对象是虚无的上天，祈求的目的是真实的雨露丰年。《庄子·天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内圣外王就是《大有》卦初乾终离之象。人生之初，终日以乾德要求磨砺自己，增强自身的修养，所谓的“修身齐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以德以言以行使万民顺服，向追求光明一样追随着你，才能“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就是《大有》卦《彖辞》所说的内“刚健”而外“文明”。道家重水火，而荆楚之地所居之人本为火正祝融的后代（见《史记·楚世家》和战国简书《楚居》），汉水又流经武当山地区，所以武当山成为了道家的理想修为之地。《大有》卦离卦在上，要位兑卦紧邻其下，有火有水。明成祖在武当山建宫观，建暗合《大有》之象的金顶，在符合天下苍生以及帝王世家意志的同时，也与道家的思想理念相合。武汉抗疫时所建医院以“雷”“火”为名，也和荆楚遗风有关。
明朝人或说明朝的皇帝之所以对道家和道教如此重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道家的经典中有很多关于“明”字的语句，很多语句暗合了君权神授、正朔更迭、励精图治、王朝永固等寓意和理念。前文说真武大帝在金殿内东向而坐，他看到的朝阳和满月，日、月 相合恰为“明”字。朝阳总是在东方，而新月、残月都是在西面的天空，只有“几望”的满月在东方的天空。这又和《大有》卦的卦辞“元亨”契合。即虽然追求红日高悬、“飞龙在天”，但首先要朝阳初现。只有打好基础，才可能会有好的结果。月亮也是一样，虽然追求圆满，但是首先要从“几望”才能到“望”。况且月盈则亏，人骄傲自满斗志就会消弭。不如以盈满为目标，而认识到自身有种种的不足，这样才会基本永远处于“无咎”的路上。真武大帝看着日月在天际巡行，他是希望大明王朝就像这日月一样永恒。除《易经》外，在《庄子·逍遥游》中也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矣，不亦劳乎？’……”“日月”为明，而“爝火”指火炬火把小火的意思。这段话可以解读为明朝如日月一样永恒和光明，草原民族的那点光亮就像火炬火把庭燎篝火一样微弱和短暂。《道德经》中“明”字出现很多，比如在第十六章：“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道德经》的“常”本为“恒”，是为避汉文帝讳而改。知道永恒或是相当长时间内的情况或变化就叫“明”，不知道“明”，轻率狂妄的举动，就是会导致灾祸的凶事。这句话在明朝时期也许还可以这样解读：顺大明者吉，逆大明者凶。这样解读非常切合明朝统治者的心思。在金殿的南侧的铜柱上镶嵌着一块方形金砖。我认为是在北京铸造金殿构件时有意为之的，并不是在金殿组装完成之后鎏金时剩下的黄金嵌在铜柱表面。即便是鎏金所剩黄金嵌于此处，也不是说弄块黄金代替皇帝面南背北。它的象征意义应该是《道德经》第七十七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金为乾为天。金殿顶部鎏金所余，恰为“天之余”之象。嵌于金殿铜柱上，这恰为“补不足”之象。《道德经》有“明”字的章节还有第二十二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第二十七章：“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第三十六章：“是谓微明。”第四十七章：“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第五十二章：“见小曰明。……用其光，复归其明。……”第五十五章再现“知常曰明。”这些写在《易经》《道德经》《南华经》上的文字，对于明朝的政治统治似乎都是有利的。概因此，明朝时道家道教才会有很高的地位。也恰恰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清朝道家道教自然就走向式微。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家崇尚虚无，目的却是为天下祈求大有；道家看似在御泠风踏白云，实则时时处处顾念苍生。道家文化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化一脉，其源为《周易》，其中《大有》又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源头，武当山天柱峰可为一佐证。明朝后期的帝王，把道家文化、道教文化狭隘化了。他们没能悟到明成祖的本心，因此只追求道家的形式，而与其内容相悖，形似而神不似，可谓是“中士闻道”了。孔子说：“文胜质则史。”明朝朱棣后200多年的子孙，大概就是这样吧。
（回峰：沧州市周易研究会会员，电话13230799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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