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雪昊  发布时间：2021-5-31  阅览次数：3961

甲骨卜辞王亥之名的发现，开启了《周易》历史人物研究的先河。继《古史辨》之后，李镜池的《周易探源》对罗振玉、王国维、顾颉刚等《周易》历史人物的考辨作了详细解读。原来，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首先证出《史记·殷本纪》所载主壬、主癸两位先公在甲骨文中的名号。王国维在此基础上，有新发现。据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曾叙及，“甲寅岁末，上虞罗叔言（罗振玉）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现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氷、《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殷商先公王亥的亥，王国维以为是祭日，说：“卜辞言王亥者，祭日皆以辛亥。”然胡厚宣对此解读不同的看法，胡厚宣认为，王亥之名与畜牧业相关，“豕”（本义野猪）与亥相似，而且《说文》《论衡·物势篇》《吕氏春秋·察传篇》有豕与亥同用的实例。有趣的是，《周易》里的彖、象二字皆与豕部有联系；此外，大畜卦六五爻有“豶豕之牙，吉。”睽卦上九爻有“见豕负涂”。姤卦初六可见“羸豕孚蹢躅”之说，除亥（豕）被选入《周易》爻辞，马、牛、羊等家畜也在其列，由此可见，王亥之“亥”确与畜牧业有关联，这就交代了《周易》成书的时代背景。

 

说到《周易》卦爻辞的故事，先有罗振玉从卜辞中发现王亥之名，接着王国维参考《山海经》《竹书纪年》《史记》等文献对此做了补证，再有胡厚宣有对此作了修正。结合殷商时代背景，胡厚宣对“亥”与畜牧之关系的论证颇有价值。《竹书纪年》上说，殷商先公（王）王亥与其弟王恒一起从商丘出发，载着货物，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了河北的有易氏（今河北易水一带）。有易氏的部落首领绵臣见财起歹意，杀害了王亥，夺走了货物和牛羊。后来，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借河伯的兵力攻克了有易氏。这件事同样可见于《周易》大壮卦与旅卦爻辞。大壮卦六五爻如是说：“丧羊于易，无悔”。旅卦上九爻有：“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周易》爻辞里的“丧羊于易”的主人正是王亥。类似于“大壮”卦与“旅”卦爻辞丧羊于易的殷商历史故事，“既济”与“未济”卦也有。“既济”卦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济”卦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都与商王武丁（《殷墟文字甲编》3343和《乙编》6684都是武丁卜辞）伐鬼方有关。高宗即商王武丁，鬼方是武丁时期商都北部的一个方国。伐鬼方，说的是武丁时一件重要的军事。再如，“归妹”卦里的“帝乙归妹”，“明夷”讲的“箕子之明夷”, 均与殷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关。但问题是，周公主持编纂的《周易》将殷商历史事件、人物选入爻辞，是何用意？这个问题，学界尚未给出结论。不过，笔者对此有几点思考。首先，笔者从卦爻辞乘、承、比、应的关系探讨旅卦上九与其它五爻。卦中相邻两爻称比，两个相比的爻上对下为乘。旅卦上九爻的乘卦六五爻爻辞：“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不难看出，旅卦六五爻说的射野鸡（雉）一事与王亥旅居于易的情景相符。孔颖达如是解读旅卦六五爻：“羁旅不可处于盛位，六五以羁旅之身，进居贵位，其位终不可保，譬之射雉，唯有一矢，摄之复亡失其矢，其雉终不可得，故曰‘射雉，一矢亡”也。

王亥旅居易地为何被易君所杀？从孔颖达等人对旅卦六五爻的注疏来看，王亥有冒犯易君的嫌疑。其实《竹书纪年》王亥被易君绵臣所害一事，另有一版本。说王亥和王恒一起到了易地，易地部落首领绵臣设宴款待，席间王恒有失检点，激怒绵臣。绵臣派人杀死王亥，并将王恒等人驱逐出境。既然王恒有失礼节，为何绵臣却要迫害王亥而不是王恒呢？王亥死后，受益最大的自然是其弟王恒，商代王权继承，兄弟与儿子并存。所以说，王亥之死，也可能王恒与绵臣之间的一场交易。不论是绵臣见财起歹心，或是王恒无礼于绵臣而致祸，《周易》爻辞将王亥旅易之经历选入旅卦爻辞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出于何种原因？历史学家章学诚等提倡的“六经皆史”观一定程度上给出了答案。章太炎从比较文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对章学诚“六经皆史”做了进一步阐释。章太炎认为，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中有部分内容为史料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可见，周易卦爻辞再形成完善过程中，借鉴了殷商时期的历史素材，也有王朝更替之表象。此外，甲骨卜辞涉猎面极广，既有天气物候、又有出行祭祀，既有王事与臣属活动，又有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史官及刻录者既有专业人士，也有占卜爱好者。既有商王、贵妇、王室成员、卜官、贵族，也不乏各方巫师、地方要员等。如此庞杂的学科，加之各阶层人士的认识、价值观也存在差异，为了统一意见，《周易》编纂团队会不会也由“一个群体”成员整理，再交由周公审阅校对筛选呢？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虽说文王演卦、周公做爻辞，史书（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之说、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上有记载，但顾颉刚等人对《周易》“世历三古、人经三圣”的说法提出质疑，顾颉刚先后考证出了帝乙归妹、箕子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以及《易传》观象制器等几个故事,李镜池则从占卜体例、诗歌韵语、筮占原则及卦爻辞内容等诸方面,从而得出《周易》是编纂而成的书籍这一观点。高亨在《周易古今注》中也指出：“《周易》古经，盖非作于一人，亦非著于一时也。”再后来，朱伯崑、乌恩溥等学者对“人经三圣”的说法给予了肯定，朱伯崑在《易学哲学史》中如是评价顾颉刚等人的观点：“……此是今人研究《周易》的一大贡献。但传统的‘人更三圣’说，也有其合理的因素。”

周易卦辞、爻辞多见“贞”字。如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坤卦辞“元亨, 利牡马之贞”。坤卦用六象辞“用六永贞，以终大”。屯卦爻辞“女子贞不宇，十年乃字”。需卦卦辞“贞吉，利涉大川”等等。“贞”在《周易》中出现了111次，可见“贞”字之关键。同时“贞”也是打开《周易》与甲骨文研究的一把钥匙。辽宁师大张玉金综合孙怡让、饶宗颐等人对甲骨卜辞“贞”的解读，并从多个角度（包括文字的演变）考察了卜辞前辞中的“贞”。张玉金也认为，甲骨文之“贞”跟《周易》中的“贞” 一样, 也应训为“卜问”。张玉金从《周易》卦、象、爻辞中取32例“贞”，求证了甲骨卜辞之“贞”与《周易》之“贞”同意。甲骨卜辞与《周易》卦象爻辞中的“贞”虽为卜辞中的冰山一角，但也可管中窥豹。

甲骨卜辞中的“贞”与《周易》卦象爻辞中的“贞”，间接地传达了三个信息。“贞”首先对回答《周易》是怎样一本书填充了一种论据。《周易》是一本怎样的书？道家言道、哲人见思想、数家演河洛、命理学者取其象等等，总的来说，《周易》有卜筮与哲学两重性质。汤一介认为《周易》（原文为《易经》）最初是一部卜筮的书，它是人们用来占卜、问吉凶祸福的。汤一介在文中指明了“贞”的对象，即向谁问？既是向‘天’问。又向‘人’发问，所以他说：“《易经》是一部‘会天道人道’的书。……《易传》特别是《系辞》对《易经》包含的‘会天道人道的思想作了哲学上的发挥，阐明‘天道’‘人道’会通之理。”刘大钧认为，汤一介此论指明易学的会通天人之道是根源于卜筮的。会同天人之道，搭建其桥梁的就是“贞”。怎么个“贞”法，在甲骨卜辞中已有答案。考古发现一版完整的甲骨（殷墟文字丙编·247现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包括“前辞”（又称序辞）“命辞”“占辞”“验辞”“前辞”。“前辞”刻录占卜的时间与负责贞问的贞人姓名。“命辞”讨论这次占卜要问的问题。甲骨占卜“占辞”是商王根据卜兆所作的预言。“验辞”就是实际应验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占辞”和“验辞”常常被省去。省去“占辞”才使占卜大众化，省去“验辞”是因为有些事的应验时间较长，不便跟踪刻录。这套“贞”法，从选材（龟甲、牛肩胛骨）再到打磨钻凿，最后烤出裂纹和镌刻文字，逻辑清晰，体系完善，一丝不苟。后人卜筮，也绕不开这四大步骤。

《周易》有卜也有筮。甲骨卜辞与《周易》卦爻辞类似。不过筮与卜是有区别的，筮是《易传》记载的占法，筮法晚于卜法，筮法选材并非骨材，而是蓍草。筮法要经过分、挂、揲、归、扐等步骤。不论是甲骨之占还是《周易》之占筮，其目的是一致，都是为了解决人们心中的困惑，即弄清楚“为什么”。知道“为什么”还不够，卜问之人最关心的是“怎么办”。卜或筮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给卜问者提供参考方案或措施，这一问一答，在商周时期解决了很多问题。其次，由“贞”到“贞人”，进一步论证了周易的卦爻辞，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甲骨文中就有“贞人”，《周易》卦爻辞中也记录了许多的贞人的名字。甲骨“贞”为问卜，那么贞人是不是问卜之人呢？贾双喜认为：“甲骨文中的‘贞人’就是卜问问龟的史官，而契刻甲骨文字还需有另外一批人。在一个‘贞人集团’中，某一个贞人名是固定的，而为某个贞人契刻甲骨文的契刻者应该有若干个人，而这若干人中的每个人在契刻甲骨文字时的字体应该是不相同”。贾双喜认为，甲骨卜辞某一个贞人名是固定的。那么，只要在《周易》卦爻辞中考出固定的贞人名，就可确定贞人生活的年代。这些问题，陈梦家、韩高年早就做过详细论证。韩高年指出：“甲骨卜辞有许多与周易卦爻辞贞人同名的例子。《周易》卦爻辞的一部分来源于甲骨卜辞。另外， 卦爻辞中多记载殷商及商周之际史事”。陈梦家在《殷代卜人篇——甲骨断代丙篇》明确指出，武丁时代宾组卜人共十六人,其中就有“永”（贞人） , 《周易》卦爻辞中的“永”,可以确定是商武丁时代的卜人。韩高年从甲骨卜辞与《周易》卦爻辞中，列举了大量的例子，如：“1.其又(侑)蔑(及)伊尹”。(《甲》883)2.乙亥卜,彀贞, 又伐于黄尹, 亦又于蔑。(《前》1· 52· 3）”例1说向蔑和伊尹进行侑祭；第2例则记伐祭和侑祭黄尹和蔑。并论证了贞人“蔑”（蔑见于《剥》卦）、“安”（见于《坤》《讼》二卦）、“居”（见于《革》《颐》《屯》《随》四卦）的时代。这一结论，对锁定《周易》爻辞产生以及《周易》成书年代，提供了理论依据。

《周易》成书的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从司马迁、班固的文王作《周易》；再到孔颖达等人认为《周易》成书于西周初期，且周公作爻辞；再到陈梦家、李镜池等人的西周末年说等等，为什么排除《周易》成书于殷商末年，甲骨卜辞便是有力证据。甲骨文中出现了“日”“月”“周”“水”“九”“六”等与易象相关的文字，甚至出现了类似于《周易》坎卦的“水”字。虽说有表示甲骨卜辞有阴阳符号，但没有卦符，这就排除周易成书于殷商末，那么，《周易》成书于西周初或西周中叶的说法也就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虽说甲骨卜辞不见卦符，然在清华简（战国）上已有完整的八卦符号，只不过清华简的阴爻符号与现行本《周易》不一样。尽管如此，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容否定，所以，甲骨卜辞中与卦象相关的文字，对探清易卦源头等问题颇具意义。

引言里的王亥之“亥”，除了与畜牧业（野猪）相关，“亥”字的取象也藏有玄机。亥有简有繁，从甲骨到金文有的带“帝”形，有的带“龙”形，而且在古藏语中，“亥”又叫“该”，有同地名“盖”，有苍天的意思。红山文化后期（6000～5000年前）出土的白玉猪龙，猪首龙身，猪首形象刻划逼真，肥首大耳，露出獠牙，玉猪龙既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起初人们对猪和龙的崇拜。无独有偶，晋侯墓地113号墓也出土的青铜野猪尊。由此可见，殷商先公王亥之名藏着图腾崇拜之奥秘。另外，猪（亥）的繁殖能力很强，也象征着部落强盛，宗族兴旺，以及畜牧业之繁荣，畜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便拓展到农耕领域。所以周民族取代商民族，有其深厚的时代及历史渊源。对此，《易传》里也讲的比较透彻，阴阳衍象而生生不息，所以亥（豕）之强大的繁衍能力，也是商民族走向兴盛的一大标志，结合甲骨卜辞与卦象来看，毋庸置疑，周人认识到了宗族强盛可利国的理念。

《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卦象，每个卦象都有象辞，每一卦六条爻辞也有象辞。《周易》讲的法天象地，涉猎自然哲学的两大范畴，即“法”与“象”。《中国哲学史》涉猎《周易》的部分，所讲之法离不开象。根据张岱年的说法，“法”便是法象。其实，法天象地的难点不在法，而在象。象是《易传》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有两层意思，既有取象比类（天象）之意，又有象征之意。如乾为天，坤为地，坎为水，离为火，就是自然之象；乾卦卦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便取象征意。甲骨文中的“日”“月”“山”“水”等字也是取象，但甲骨的刻写，无论是用笔还是章法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时至今日，甲骨文中未发现易卦乾坤等字样。但甲骨文有“山”“水”“一”“六”等字，特别是“水”字与坎卦符号相似度很高。其实，甲骨文中有很多象形文字，这些文字类象与周易取象之法极为相似，说成一脉相承，也不牵强。《说文》中对象形字有解读，“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日”“月”“山”“水”都是典型的象形文字，水流的样子画出来就是甲骨文卜辞所呈现的样子。《周易》坎卦在不同版本有不同名称，如王家台秦墓“易占”简、帛书《易传》与传本《归藏》中坎卦被写为“劳”或“荦”。但不论是“劳”或坎，卦象并没有变，所以甲骨文的象形字与《周易》类象存在一定的关联。

《说文》“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类型的字甲骨文都有，其中象形字占多数。甲骨文中有“周”“易”二字。“周”“易”二字与《周易》没有直接关系，但有交集。甲骨卜辞中的“周”字指界限分明的农田，而且田里种满了庄稼，这个象形字和农耕文明有关。甲骨文中的“易”，最初为表示双手捧着一盛水的器皿往另一个器皿里注水，后来两只手省去了，剩下互相注水的两个器皿，注水的状态仍在，这一取象表示了变易的观念，同时也有此消彼长、勘酌损益的象征意义。春秋战国时期通行的篆文中，可见“易”的取象，即日月为易，阴阳交媾，生生不息。但甲骨文已有日月，又有易。甲骨文并没用日月表示易的例子，或可说明，日月为易，易与历法结合的观念要比易为“变易”的观念还要晚。

甲骨文中有数字，也有数字卦符号。甲骨文1到10中，6有两种写法，一种形如介（六），另一种用类似于符号的形状∧。第一种写法是为了与“八”区分，所以多加了两竖笔。第二种写法见于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易》。《归藏》用“一”“∧”作为阴阳符号。从出土的商代数字卦来看，用六、七、八三个字的比较多，而且有六七八推演卦的实例。八与六皆为偶数，甲骨文写法相近，六断开即为八，八六相通，《说文》曰：“六，易之数，阴变于六，正于八，从入八。”一、七同为奇数，“七”的甲骨文为“＋”。“＋”是由横“一”和竖“︱”构成，“︱”在古代算筹中是一，也是十，故可以视七为由两个一所构成，《说文》曰：“七，易之正也，从一。”七起自一，《易纬·乾凿度》云：“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正与夏《连山》和商《归藏》皆用七八相合。楼宇烈提出，《周易》阴阳符号形成，大致上经历了由∧、 ━━ 到 ┘└ 、—— 再到━ ━ 、━━的过程。

这也说明“一”、“∧”虽是《周易》阴阳符号之雏形，但它演变到《周易》爻辞之九六，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据近人研究，古代《周易》卦爻中并无初九、初六或用九、用六之称。即便到了春秋时代, 由《左传》《国语》的记录来看, 人们用《周易》占事或论事, 在分析卦爻时仍无九、六之称，《左传》里爻称之为繇。清华简筮法里写作“肴”，马王堆帛书易传中爻有两种写法，有“效”“教”之别，由此可见爻题演变统一之不易。概括地讲，甲骨文中的数字符号在卜筮演变过程中发挥了简单区分占卦阴阳的作用，出土文献中，一到九的数字不定使用，在一定的时期有所偏重，如由秦简的一、六、八变成了汉初的一、八等，在阜阳汉简研究的基础上，基本确定了表示阴阳数九、六代号。

总起来，第一部分笔者在王国维、李学勤、胡厚宣等先生考证《周易》部分爻辞刻录了殷商先公先王的基础上，提出“旅卦”六条爻辞均与殷商先王亥旅易的种种故事相关。既然《周易》爻辞中选用殷商先王先公王亥、武丁等人的事迹，那么《周易》涉猎爻辞预测的准确度就值得商榷；文章第二部分笔者在贾双喜、韩高年等先生对甲骨卜辞“贞”与“贞人”研究考证的基础上，以“贞”与“贞人”为纽带接通甲骨卜辞与《周易》，并对《周易》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做了简要论证；文章第三部分透过甲骨文与《周易》共有的关键字，探讨了甲骨卜辞象形文字、数字符号与《周易》象数之间的承接及演变关系。总之，甲骨卜辞的发现，对揭开周易卦象爻辞之谜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