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在儒道佛融合中的作用漫谈（杨永林）==河北省周易研究会

我们河北省周易研究会成立于1994年，创会会长是被誉为“当代易学泰斗、奇门宗师”的张志春老师，第二任会长是拥有正厅级职务的石建和老师，我于2016年就任会长（第三任、第五届）。本人才疏学浅，谈一些粗浅的看法，还望各位多多指正。

现在国学在国内非常热，除了真正研究国学的大师外，还有无数爱好者、附庸风雅者。这种形势非常喜人，有数量才能有质量，有了这么多国学爱好者，自然就有可能产生国学大师，对国学的研究必然能推向前进。

周易是国学的一部分，所以一般不能称“周易与国学”。谈到宗教，应该是哲学的一部分，北大以前就是把宗教划归到哲学系的。宗教太宽泛了。而为我们国人最熟悉的佛教和道教本身也是国学的一部分。我想同志们一般称呼的“周易与宗教”之宗教应该就是指佛教和道教了。

一、易、周易、易经、易传

我们大家都知道，周易诞生于三千年前的商朝末年周朝初年。在此之前，已经诞生了伏羲八卦及河图洛书。这还不是易。至于《连山》《归藏》，不是易，只是后人称作神农易、黄帝易，或夏易、商易的。周文王被囚羑里，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并配上卦辞、爻辞（也有周公作爻辞之说）。这才是易，因为诞生于周朝，所以称周易。

八卦演变成六十四卦，其预测的准确率就大大提高了，但只有极少数人能看懂卦辞、爻辞。这时，大圣人也是第三位易圣孔子应运而生。《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几篇就是《易传》，是解释《周易》的，以后的《周易》书都插在各卦、爻后及书后。

汉初，为了休养生息，采用黄老之道。几十年后，汉武帝（前141-前87在位）欲有所作为，改变指导思想，于是采用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从此才有了儒家的“五经”即《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经》。“易经”之名第一次出现。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周易》与《易经》区别一下了。第一，在汉武帝之前没有《易经》，只有《周易》，不能说周文王写出了《易经》，也不能说孔子研读《易经》。在汉武帝确定《周易》成为儒家经典后之后，可以笼统地称《周易》为《易经》，这就是说广义的《易经》可以与《周易》画等号。第二，狭义的《易经》专指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不包括《易传》即“十翼”，这就像《春秋》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一样。

二、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诞生

原始佛教基本教义的核心是“四谛”，意为“四条真理”，即苦、集、灭、道。四谛又分为两部分，苦、集二谛说明人生的本质及其形成的原因，灭、道二谛指明人生解脱的归宿和解脱之路。简单地说，人活着就是受罪，只能追求幸福的来世。

东汉末年道教最终形成，最初道教有两派－－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汉灵帝时，张角奉《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传教，号为太平道，颇有影响。后来黄巾起义失败，太平道日趋衰微。同样是在汉顺帝时，张陵（34-156，后改名张道陵）学道于蜀郡鹄鸣山，招徒传教，信道者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其孙张鲁保据汉中多年，后又与最高统治当局合作，使得五斗米道的影响从西南一隅播于海内，遂为道教正宗。五斗米道正名“正一盟威道”，简称正一道。

三、儒道佛的初步融合－－魏晋玄学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为了反对当时已经僵化的象数之学和制造出无数假孝廉、假道学的名教，思想家们从《周易》《老子》《庄子》中汲取营养，开创了玄学一派。在此也可见《周易》的作用。而《周易》《老子》《庄子》也被称为“三玄”。

玄学的创始人是王弼，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他批判僵化的象数学，说，乾卦为健，所有刚健的东西都可以用乾来代表，何必一定是马呢？坤卦代表了所有温柔的东西，所有柔顺的东西都可以用坤来代表，何必一定是牛呢？他认为象数学是有局限性和机械性的，研究卦象的时候只要把握它的精神是刚健、是柔顺，就可以了。所以他一扫象数之学，提倡要得意。在方法上，就提出得意要忘象、得意要忘言，因为如果你停留在象和言上就不可能把握它的意，要得意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和卦象上。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由强调象转而强调意，玄学也就随之产生了。

魏晋时代，由于玄学的盛行，佛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步独立。佛教般若（音拨惹，即智慧）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仅就《高僧传》中的僧人就有支遁、道安、僧肇、佛图澄等64位名僧都有极高的玄学水平。

南北朝的统治者大力崇尚佛教，使得佛教得以长足发展。南朝著名君主的有梁武帝。尽管梁武帝崇尚佛教有点叶公好龙，但上行下效，使得民间信佛之风盛行，形成“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局面。北朝则是真正的崇信佛教。北魏开凿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菩提达摩在南朝得不到发挥，于是北渡，在少室山下创立了禅宗。

四、儒道佛的高度融合－－宋明理学

唐朝，中国文化大繁荣。佛教得到了大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佛教形成了很多宗派，而禅宗六祖使得佛教更加亲民，所以信众空前。佛教的大发展对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构成了冲击。一些有识之士思想有所作为，但也只是想依靠行政统治力量来压制佛教，比如唐武宗灭佛事件（前后三武一宗的灭佛也反映了佛教的兴盛）。

宋代思想家认识到，儒学之所以会受到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于是，他们一方面借鉴道家、玄学甚至是道教和佛学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寻找能够用来构筑哲学形而上学的因素。这样就产生了宋明理学。

重要的理学家有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明朝的王阳明等，即所谓的“程朱陆王”。他们哲学的中心观念是“理”，把“理”说成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的东西。

《伊川易传》是程氏易学的精华，继承了王弼义理派易学传统，将儒家解《易》推阐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是集义理派著作之大成。程氏易学则实现了由王弼易学道家化、玄学化的义理向儒家义理的转变。程颢与程颐一起，创立了“天理”学说。程颢曾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理学之名也由此而来。

朱熹是中国古代大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继承程颐，而他的易学思想则有异于程颐。朱熹认为《易》是卜筮之书，作《周易本义》就是要还《周易》的本来面目。虽然《系辞上传》就有起卦的方法介绍，但还是有些简单，朱熹的《周易本义》卷首就是《筮仪》，详细介绍演卦的具体程序，字数是《系辞上传》七八倍。

五、周易占筮及其他功能的作用

以周易占筮，就是所谓的大衍筮法。《系辞上传》和《周易本义》都提到了演卦的具体方法。卦起好了，根据周易经传以及卦象、爻象来断即可。现在留下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卦例，多是预测战事吉凶的。

与《周易》关系最近的专门预测术，应该就是纳甲筮法或俗称六爻预测术，诞生于西汉。首先，道具以三枚铜钱取代了五十根蓍草；其次，演卦程序也大大简化，以前需要至少五分钟时间，改进后只用一分钟即可；第三，给卦装上干支、五行、六亲、世应、六神等；第四，根据事物的分类，找对用神，结合干支历，推断用神的旺弱，再结合动静、五行生克冲合等，即可断出事物的吉凶以及应期。

除此外，还诞生了很多预测术（奇门遁甲、太乙神数、六壬神课、紫微斗数、四柱八字、金口诀、梅花易数等），与地理学结合产生了堪舆风水术，与中医结合产生了相术。这些在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战国时阴阳家邹衍创立了五德终始说，即将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相生相克的变化规律附会于社会的变革上，认为王朝的更替根源于五行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如：黄帝得土德而统治天下；夏得木德，木克土，故夏代黄帝而统治天下；商得金德，金克木，故商代夏而统治天下；周得火德，火克金，故周代商而统治天下。这种五德终始说实际上还是历史循环论。历代统治者为了适应本朝所具有的“德”，必须制定一系列相应的礼乐典章，以示顺应自然，法天则地。如秦得水德，水位北方，色黑，故秦尚黑色；而水性属阴，阴主刑杀，故秦政崇尚法令。

照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黄帝得土德，夏得木德，商得金德，周得火德，秦得水德。依此顺推，汉承秦，应是土克水，汉应是土德。这一点在整个西汉时期一直被认为是正确的。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才将汉朝土德改正为火德，色尚赤。其错误的根源在秦始皇。当年秦襄公以秦国居于西戎，奉少昊为神主，立西畤，祠白帝。少昊占金德。后来赤帝子刘邦斩白帝子白蛇起义，灭秦立汉，所以说正确的应该是秦占金德、汉占火德。由此看来，五德终始说错误的推理的确害了秦王朝，如果秦始皇知道秦不占水德，可能就不会施行苛法暴政。

不过，我们可以就此看出五德终始说在秦汉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各朝的统治者均对此深信不疑，而每一个新王朝的开创者无不竭力附会之。在此，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宋朝时期虽然与辽金夏并立，但公认宋朝为正统。蒙古族忽必烈当汗后，在刘秉忠等人的建议下改国号为元，取“大哉乾元”之意。乾元属金。元末农民起义军为红巾军，是意在以火克金，且最后成功了。明朝的国号含有“日”和“月”，占火德。满族在东北兴起，努尔哈赤立国号为“金”（史称后金），志在继承和恢复以前女真族的金王朝。但后金所面对的是幅员辽阔的明王朝，火克金，于己不利，于是在势力壮大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意在以水克火，也表明了自己想取代明朝的雄心。

奇门遁甲有三个吉门。中国历代统治者统一天下几乎都是从西北开门创业，并始终抓住开、休、生三吉门，而逐步取得成功的。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作了初步的总结。他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三国时期，曹操不只得到天时并且具备了人和，同时他更好地利用了地利。他所占据的北方在奇门位置来说属于三吉门――开门、休门、生门。历史上几次大分裂，最后统一都由北方势力来完成，如战国归于秦，三国归于晋，南北朝归于隋，五代十国归于宋，而宋辽金夏等归于元。朱元璋起事于东南，并在南京建立明朝，几十年后就迁都北京。清朝兴起于东北，打败不可一世的李自成，统一全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兴起于南方，但无法立足，只有北上至西北才扎下了根。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果断地作出先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使我军立于不败不地。

奇门遁甲被誉为“帝王之术”，但它的应用必须结合实际。诸葛亮在“隆中对”建议刘备把根据地建在西蜀，这一块按中国地理方位属于坤宫死门之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当时，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势力最大，江东已为孙权占据，也有相当实力，只有刘备最弱，尚无立足之地，而此时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是薄弱环节，刘备只有选择薄弱环节，先觅立足之地才是上策。况且，按照奇门遁甲中五宫寄坤二宫的办法，在当时的这种客观形势下，为刘备占领中原统一天下着想，也只有先寄于坤二宫，坤二宫方位西南，为死门。如此，一者符合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策略；二者西蜀离西北开门最近，第一步先占领西蜀作为根据地，第二步就近夺取西北开门之地，从而进军中原了。观诸葛亮在西蜀立稳脚跟之后，六出祁山，以及他死后姜维九伐中原，都是在力图实现这一战略决策，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使他的理想没有实现罢了。但毕竟实现了他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第一阶段计划。其实刘邦就是先到自己的封地汉中的。汉中位于秦岭以南，也属西南死门之地。其后刘邦暗渡陈仓，取得三秦，打败项羽，争得天下。

历史上的古都，首推西安和北京。西安成就了周秦汉和隋唐盛世，北京成就了元明清。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南阻秦岭，北滨渭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汉代张良对长安（今西安）的赞誉：“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北京“东临辽、碣，西依太行，北连朔漠，背扼军都，南控中原”，南有永定河、东有潮白河，构成了北京绝佳的风水格局。北京城池的设计，更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结晶，周易、五行、风水等因素处处显现。元大都的总设计师是刘秉忠。刘秉忠，邢州（今邢台县）人，饱学儒士，曾弃官为僧，精通五行周易天文地理，元朝的国号就是他提出的。姚枢赞他“学际天人，道冠儒释”，学术上“凿开三室，混为一家”。首先，他认为金中都位置形势都不太好，于是在其东北方另建新城，“大都”之名也是他提出的。他以《周礼·考工纪》关于都城建设为指导思想进行规划修建，是我国历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礼之制的一座都城。大都城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还有384火巷、29弄通，颇为壮观。但大都城没有保留下来。

为了煞住元朝大都、元朝残余的王气，姚广孝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将北京城的整体中轴线向东移，使元大都的中轴线就落在了西部，属于白虎位，相应地也就废除了元大都的玄武位（元大都的玄武靠山是琼华岛）。另外人工堆筑了一个景山作为紫禁城的玄武靠山。以永定门外的一个大台山“燕墩”作为案山。

中轴线占着正子午线。中轴线上的建筑：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午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神武门－景山门－地安门－鼓楼、钟楼。这条中轴线15里，是世界之最，也体现洛书的方位常数15之数。

三国时吴国的亡国之君孙皓不只凶暴昏庸、沉溺酒色，还十分迷信。他曾让术士尚广卜算取天下之事，尚广对曰：“陛下筮得吉兆：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尚广所筮之卦乃《天火同人》之《山雷颐》。孙皓听尚广之卦后，不修政事，终日做着入主洛阳的白日梦。其实，《天火同人》之《山雷颐》，从外卦来看，乾变艮，为天折于山；从内卦来看，离变震，离为日，震属东方，为日没于东方。吴国居于东方，天和日都是国君的象征，天折日落，吴国一定灭亡。尚广深知天意，又知天机不可泄露，对于昏庸而迷信的孙皓姑且骗一骗，说一句模棱两可的语言就可以了。最终，孙皓的确是在庚子年去了洛阳，不过是以俘虏的身份去的。

六、张志春易学思想简介

张志春易学思想，由三点组成。第一，“学”“术”并重。易学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包括“学”与“术”两个方面，如果只研究“学”不研究“术”，则失之偏颇；只肯定易理中有科学价值的东西，否定“象数”“数术”中也有科学价值的东西，更是一种偏见。从易学本身讲，象、数、理、占是不可分的四个方面，一切易理都是通过象、数来体现，并通过占（这里所说的“占”是指广义的应用，不是狭义的占卜）来理论联系实际，实现其价值的。

第二，扬弃结合。张志春老师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的特点，那种把易学文化的作用无限夸大、全盘肯定，或把易学文化斥之为“封建迷信”或“伪科学”而全盘否定的观点和做法，都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都是易学文化领域的偏端，必须彻底纠正过来。